• <rp id="uxixl"></rp>
    <em id="uxixl"><acronym id="uxixl"></acronym></em>
    <li id="uxixl"><object id="uxixl"></object></li>
      1. <li id="uxixl"><tr id="uxixl"></tr></li>
        <button id="uxixl"><object id="uxixl"></object></button>
        首頁學術訊息經典著作
        更多

        夢到酣時不愿醒——《黃巖訴訟檔案及調查報告》前言

        2005-10-24 09:12:10 作者:田 濤 來源:法律思想網 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千禧年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那一年的天氣也很是反常,五月的沙塵暴遮天蔽日,讓北方的人們領略了一個號稱“千年一嘆”的春天。七月里的一場大臺風,又刮得東南沿海濁浪排空,大風過后,臺州市黃巖區的一幢老房子被掀去了屋頂,坍塌的墻壁里意外發現了幾個用棕樹皮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包袱,打開一層層的棕樹皮,里面露出一卷卷蓋有紅色印鑒的古老文書。由于保存條件不好,加之被大雨淋濕,紙張粘連在一起,形成“檔案磚”的模樣,已經難以揭開,只能從暴露出的地方,依稀辨認出一些“狀式”、“田土”、“代書”等字樣。不久,這批材料被送到北京,因為此時我們正在研究中國古代傳統的契約文書,當時有人誤將這批新發現的材料當作契約文書,交給我們加以整理。第一眼看到這批檔案的時候,我們就發現這些材料不同于正在整理的古代契約文書,但因保存較差,決定先交給專家進行整體修復。經過中央第一歷史檔案管的專家們精心揭裱修復,一批非常珍貴的歷史檔案呈現在我們面前。
          這是一批清末縣衙訴訟檔案,共計一百余宗,保存較為完整的有八十四宗,其余較為破碎,難以修復。經過修復的檔案中,有七十八宗標明了具體年代,1最早的一件為清同治十三年(1874),最晚的一件止于清光緒十五年(1889),前后共計歷時十六年。全部檔案內容均為黃巖縣受理的民間訴訟文書,包括告狀用的“正、副狀紙”,粘貼的“批單”,附呈的“抄單”和“證據清單”,以及審結后原被告所立的“甘結”,大部分狀紙上有地方官府的批語,是非常難得的清代縣署訴訟檔案。
          黃巖號稱“桔鄉”,以盛產蜜桔聞名天下,今屬臺州市,位于浙江省中部沿海,東瀕東海,西倚括蒼山,以永寧江上游黃巖溪中有黃色巨石而得名。北接臨?h,西鄰仙居、永嘉二縣,地形狹長,地勢西高東低,中部有長潭水庫。舊有“六山一水三分田”之說,其地居于山水之間交通并不便利。
          黃巖一帶古稱東越,隋時設永寧縣,據《黃巖縣志》云,至唐代始有黃巖之名,縣治當在今永寧山西北至澄江南岸,雖與今黃巖縣治所有異,但黃巖地名沿用至今。五代時黃巖縣歸入臺州,宋因之,屬臺州臨?。元朝成宗元貞元年(1295)因黃巖縣戶口數字超過五萬,升縣為州,稱黃巖州,屬浙東宣慰司臺州路。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改州復縣,仍稱黃巖縣。明憲宗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劃出黃巖東南的方巖、太平、繁昌三鄉,置太平縣,即今日之溫嶺。清代黃巖縣屬臺州府,隸屬于浙江省紹臺道。至民國初年,隸舊會稽道。新中國成立以后,于1949年6月成立黃巖縣人民政府,屬臺州專區,至1954年臺州專區撤銷,改屬溫州專區,1957年又重新屬臺州專區,1959年臺州專區再撤,復歸溫州專區所轄,至1962年,臺州專區第三次恢復時,又再度歸臺州專區。至改革開放以后,設臺州市,黃巖縣改為臺州市下設的黃巖區。百年以來,黃巖之歸屬屢有變革,舊時黃巖轄地中東南部的一些鄉,今已劃歸椒江、路橋管轄,黃巖的地形,變得更為狹窄。
          黃巖縣自宋、元以來,縣治之下皆設有鄉,里,鄉下有都,都下有保。明代去保立都,都下有啚。至清雍正十一年(1734)將全縣都、啚加以重新編制,縣城為一都,領八啚;鄉分五十都,領七十一啚,全縣共設七十九啚。晚清官制改革以后,各地推行自治,開始區分鄉鎮之設。宣統元年(1909),將縣城街巷及城關改設為城區,全縣共設一城區及二鎮、二十九鄉。此后黃巖縣治下的鄉、鎮變化較為頻繁。上世紀末黃巖改為臺州市下設的區以后,原屬黃巖縣下的鄉鎮仍歸入黃巖區管轄。2
          這批訴訟檔案中,除“正狀”外均為手抄件,唯“正狀”采用雕板印刷而成。印版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為“狀式”部分,包括告狀人的名稱、居所及承辦人、代書人的記錄和預先雕好的用于書寫案情的字格。后一部分即“狀式條例”,附有書寫狀式注意事項和立案規則,以及證人、證據、懲罰條款等,有些類似于告狀和立案的程序性規定。前后兩部分中間的空白,是留給官方書寫批語的所在!盃罴垺庇煤谏∷⒂诩毱ぜ埳,這是一種浙江地區常見的用樹皮纖維和竹纖維混合抄制的手工紙,顏色偏白,柔性較好,常用于書籍印刷,至今浙江東部民間仍然有少量生產。
          “狀紙”分為兩種規格,第一種見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緒九年(1883)之間使用。前端無文書名稱,起頭處為“完糧戶名  都圖 完銀”并“新、舊糧完糧”數字以及“做狀人、歇家、保戳”等。狀紙通高31厘米,長111厘米,預留書寫案情的格式為橫15行,豎21行,可書寫315字(含預先雕印的“如虛坐誣”四字)。
          第二種規格見于清光緒十年(1884)至光緒十五年(1889)之間使用。前端印有豎寫“狀式”兩個大字,其次為“做狀人、歇家、保戳、寫狀人、經承、原差”等。預留的書寫案情的格式為橫14行,豎21行,可以寫294字(含預先雕印的“如虛坐誣”四字)。
          第一種狀式中“完糧戶名”及對新舊完糧的記錄,表示出對原告提出告訴時主體資格的特殊要求,即原告如果請求國家以公權力對其進行法律救濟的時候,應當相應地完成其本身應承當的賦稅義務。光緒十年以后的“狀紙”,我們稱為第二種狀式,其規格發生了變化,原來標示“完糧戶名”的位置被“狀式”二字取代,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事實上在光緒九年以前的第一種狀式上,對“完糧戶名”及其情況的描述也并不全面,只有少數部分填寫了完糧戶名及交納的米糧數字,大部分均未填寫。至光緒十年起,改用新的版式,原版式廢而不用了。
          狀紙中要求做狀人、寫狀人、和保戳即擔保人署名,以確定因為訴訟所產生的相應責任。狀紙中對原告的要求更為詳明,其中婦女及生監、老人、廢疾、未成丁者,要求有抱告人參與,并注明原告與抱告人的關系。如光緒十一年(1885)三月初八日鄭楊氏告章福梅借債不還一案(第43號檔案,《鄭楊氏呈為昧死噬款遺抱求追事》)鄭楊氏為原告,其叔鄭魯云作為抱告人。由于鄭楊氏是婦女,其夫已經亡故,所以鄭楊氏作為原告時需要有她亡夫家的親族作為抱告人。另一件光緒八年(1882)十一月初二日蔡欽俊與其侄蔡啟盛繼承糾紛一案(第24號檔案《蔡欽俊呈為唆訟霸繼求恩訊斷事》)。蔡欽俊時年六十一歲,在當時已屬老年人,因此也需要有人參與抱告。于是蔡欽俊的長子,時年十九歲的蔡侯江作為其父的抱告人。一般認為封建社會婦女的社會地位低下,不能夠單獨承擔民事責任,在建立民事契約和進行訴訟時,她們的身份也受到限制,不能直接成為民事訴訟的主體,但從黃巖訴訟檔案中所記載的情況,可以發現除了對婦女的身份加以限制以外,也可以看出帶有一定的保護措施,盡管這種“保護”可能是出于維護封建禮制的目的。
          從“完糧戶名”到“抱告人姓名”為止,即前人所稱的“狀首”部分,由于狀首的主要作用是記錄原告的身份,因此原告也被稱為“狀首人”。狀告他人的被稱為“出首”,自赴官府認罪的即所謂的“自首”3。
          明清兩代均要求由官方批準的代書人代寫狀紙,由官方批準或者指定的代書人有時還被稱為“官代書”,這一現象與宋代的“書鋪”“鈔寫狀書鋪戶”有淵源關系。黃巖訴訟狀首大部分有代書人的紅色印鑒,沒有代書人印鑒的需要加以特殊說明。 
          除了《黃巖訴訟檔案》以外,我們目前能夠見到的明代和清代的訴訟狀紙中,均可以見到狀紙上鈐有“××縣正堂給印官代書××戳記”公文式的木印,以表明狀紙的起草或者書寫者的資格和身份的合法性。
          這種專門替人寫字的鋪子,宋代即已有之了,當時就叫“書鋪”,或者“鈔狀書鋪戶”,對于“書鋪”的研究,有許多學者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有的學者認為是“寫狀紙書鋪戶”4,也有學者認為“鈔寫狀書鋪戶”的狀就是指“狀子”,也就是告狀用的狀紙。但是“鈔書”的“鈔”字有不少爭論,有學者認為“‘鈔’指鈔旁,即民戶納稅的稅鈔!睂Υ宋也桓移埻,其實宋元以來,“鈔”和“抄”字互為通假,特別是對于古籍文獻而言,抄寫的書,俗稱“抄本”,往往被特意寫成“鈔本”。在版本目錄學中,也很是通行,即便是今天對古籍分類時,對于抄寫書籍,在很多情況下,仍然使用“鈔本”一詞。
          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書籍的流傳主要靠抄寫完成,傳世的唐以前的此類作品,一般稱為“寫本”。唐代時期抄寫佛經非常盛行,專門負責抄寫佛經的又被稱為“寫經手”或“寫手”。宋、元以后,雕版印刷技術發展起來了,專門用于抄寫書的“寫經手”和“寫手”逐漸消失。不過那些社會需求量較少,不足以用雕版印刷的書籍還有人在抄寫。至明清兩代,甚至還專門出現了以抄書為生的人,比如揚州附近有個地名叫甘泉的地方,就曾經有過不少以抄書為生的專業戶,他們抄寫的書,俗稱“甘泉鈔”。京城及各地書鋪也請人抄寫書籍加以發售謀利,此類抄寫往往甚為粗糙草率,一般不加?,書界又稱“露鈔”,大約是比喻像露水一樣生命短暫,待正式書刊推出后,此類“露鈔”即壽終正寢也。就連皇宮內也有時需要請人抄寫書籍,因其不記工本,書品闊大氣派,有時又出自名家之手,抄寫工整,差錯很少,被稱為“內府鈔本”,價值很是不菲。
          宋人作品中,還有“珥筆之民”一詞,例如黃庭堅《江西道院賦》中就有:“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細戶險而健,以終訟為能,由是匠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狈ㄊ穼W家陳景良博士對此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且指出此類訟師即從宋代開始,據陳先生考證,宋代還有稱“傭筆之人”,即不在官府登記,專在民間代寫訴狀,招攬訴訟的人。據《宋會要集稿》刑法三之四三的記載,北宋仁宗天圣年間桂州(今桂林)就有這種以傭筆為生的人,“仁宗天圣七年(1029)五月十一日太常博士王告言:昨通判桂州,每歲務開,民多爭析財產。自令追鞫,多是積年舊事。按偽劉時(指南漢創始人劉隱建立的政權),凡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始娶,便析產異煙,或敏于營度資產益繁;或惰不自修,田畝荒廢。其后尊親淪逝。及地歸中國,乃知朝廷編敕,須父母亡歿始均產,因萌狡計,以圖規奪,或鄉黨里巷傭筆之人,替為教引,借詞買狀,重請均分。自勾捕證佐刑獄滋彰,或其均分遂成忿競,故每新官到任,動須論訴,游手之輩僥幸實多,勤懇之民冤抑無告。今請限乾興元年(1022)正月一日以前,凡廣南民若祖父在日分產與子孫者,悉以見佃為主,不在論理之限,詔如所奏!彼^“珥筆之人”或者“傭筆之人”,其實都是代人書寫文書的人,在代寫的各種文書中,代寫訴訟文書是上述歷史文獻中側重描寫的內容。
          另外宋代還有與“茶食人”有關的記載,據朱熹《朱文公集·約束榜》“人戶陳狀,本州給印字,面付茶食人開雕,并經茶食人保識,方聽下狀。若人戶理涉虛妄,其犯人并書鋪、茶食人一例科罪!薄安枋橙恕币辉~,另見于研究與宋代司法審判至為重要的《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該書四卷十二《教唆與吏為市》載:“成百四,特閭巷小夫耳!始充茶食人,接受詞訟,乃敢兜攬教唆,出入官府,與吏為市,專一打話公事,過度臟賄。小民未有訟意,則誘之使訟:未知賕屬,則脅使行賕。置局招引,威成勢力,七邑之民,靡然趨之。以曲為直,以是為非,騙取財物,殆以萬計。帶領兇徒,自稱朝奉,狐蹤鬼跡,白晝縱橫!5
          “茶食”一詞,見于傳世的契約文書中,又常稱作“茶資”或“酒食”,即所謂“中資”或“酒食畫字銀”,通常指作為參加契約見證或者幫助代筆書寫的中間人所獲取的報酬。中國古代民事活動中,中人的參與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并且成為一種習慣。6但宋代的“茶食人”則似乎也包攬詞訟,與一般民事活動中的中人有些區別。上述文獻中所稱之“人戶陳狀,本州給印字,面付茶食人開雕,并經茶食人保識,方聽下狀。若人戶理涉虛妄,其犯人并書鋪、茶食人一例科罪!笔呛苤匾氖妨,所謂“本州給印字,面付茶食人開雕”,應當指由地方官府給一個押印文字,交付給茶食人刊刻成一個印版,這個印版上即帶有了地方官所給的“印字”花押。根據傳世明、清訴狀狀紙和傳世元代官押的研究,地方官府交給代書人的“印字”往往是官府書寫的一個連體字,俗稱“官押”。文字內容一般多為“公生明”,“平允”,“正直無私”等,多被書寫成連體,筆劃曲曲彎彎難以辨識。由于所見“印字”均是這種寫法,顯然不是偶然的,似乎是官府故意寫成這樣的形式,以便作為一種帶有防偽色彩的信證。代書人執有地方官府給發的印字,表明其身份具有了官方指定的代書人的資格,即成了“官代書”,官方為了對民間訴訟在立案時進行管理,規定只有具有“官代書”資格的人所書寫的訴訟狀子作為受理的條件。地方官府對“官代書”的資質也要通過必要的考核,因此“官代書”又被稱作“考取官代書”。傳世明、清“官代書”的印鑒格式非常統一,均為公文樣式,上面標明“××縣正堂××人給發”,中間是官方給的花押印樣,兩旁是“官代書”的姓氏!肮俅鷷痹谔嫒藢憼罴埡,要端端正正地將這個印鑒蓋在狀紙上,并成為一種程式。
          宋代的“書鋪”主要功能就是替人寫字,這里的“書”是一個動詞,即書寫的意思,“書鋪”就是寫字店,“代書人”就是替人寫字的人。由于替人寫字,就可能要涉及到書寫文書的內容,使代書人不可避免地參與到相應的民事行為中去,如書寫買賣契約,就可能成為買賣契約成立的參與或者見證一方,而在書寫“婚書”時,無論是“求婚書”、“許婚書”(有的地方還稱作“允婚書”)還是“庚貼”(男女雙方核對生辰八字的一種問庚貼,通常為紅色,注明乾、坤兩造的生日時辰及吉兇八字。詳見《田藏契約》一書中所收錄的庚貼)兩都可能成為婚姻的見證者。這些都是由于書寫所帶來的相應責任,并不意味著當時的社會已經賦予“書鋪”更多的社會或者法律使命。因此,對宋代“書鋪”功能的擴大,并將其視作已經具有“公證人”性質來看待,并不合于歷史事實。更何況“書鋪”與代書人并非宋代專有,明、清兩代一直沿用,并且直到近現代仍有其痕跡,那么曾在宋代就已經具有的若干社會性與法律性的功能,為什么沒有在明、清兩代再度體現呢?“書鋪”和代書人的出現是當時社會的需要,但主要是為了滿足當時能夠寫字的人不多這樣的社會需要,而不是為了滿足司法公證需求才出現的。因此即便是在宋代,官方對于自己會書寫的人,還是要求自行書寫,只是對不會書寫的人,才讓“書鋪”代其書寫,正如南宋時胡太初《晝簾緒論》中《聽訟篇》所載“引到詞人供責,必須當廳監視,能書者自書,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為書”。朱熹在《約束榜》中也稱:“官人、進士、僧道、公人(謂訴己事,無以次人,聽自陳)聽親書狀,自余民戶并各就書鋪寫狀投陳!7
          黃巖檔案訴狀大部分均由官代書抄寫,并鈐有官代書印鑒。也有少數不是由代書抄寫且無官代書印鑒的,如光緒十一年三月林桂槐土地糾紛一案(檔案第38號《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三日林桂槐呈為滯戶不推簽求訊究事》)原告林桂槐沒有用代書人抄寫,僅粘貼一紅色小紙條(現已脫落),結果官府雖然受理,但在批語中寫有“呈不蓋戳,并斥”。黃巖訴訟檔案訴訟狀中這種不經官代書抄寫的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因為官代書代寫狀式并且使用官府給發的格式化的狀紙是要收費的,所以少數無能力交費的訴訟當事人呈遞未經過官代書抄寫狀紙,要在狀紙上貼有紅色紙條,并在上面書寫“家貧如洗,無力用戳”。
          我們將黃巖檔案訴訟狀式上代書人姓名及用戳情況列于下表,以便進行比較和研究。
          黃巖訴狀代書人用戳表:
        年份 給印人 代書人
        同治十三年 正堂鄭 黃靄香
        光緒元年 正堂鄭 王明福、陳佐政、符振泰
        光緒二年 正堂王 黃靄香
        光緒四年 正堂王 陳佐清、金鴻年、應芳韶、陳治安
        光緒八年 正堂伍 任連升、汪承恩、應聯輝、施仁政
        光緒九年 正堂伍 王鏡清、任連升
        光緒十年 正堂歐陽 包連升
        光緒十一年 正堂歐陽 包連升、嚴立治、童建中、方尚德、連捷□
        光緒十二年 正堂倪 宮保祿
        光緒十五年 正堂倪 晏頌平

          黃巖檔案中所存狀紙年代不完整,有的年代如光緒三年、五年、七年全缺,另外如光緒十三年雖然有一件狀式,但未寫明代書人姓名。此外案卷第36號,貼有紅色紙條,上面寫有“家貧如洗,無力用戳”,案卷第38號也曾貼有請求免于用戳的紙條,案卷64號注明“家貧無力,求恩免戳在內”。其余如案卷58號、75號均未用戳。其中有的注明“代書不敢用戳”,可能是代書人怕受牽連,不敢署名用戳。從代書人用戳情況可以看出,短短的十幾年時間,僅黃巖縣就不少于21人,有時一年有四至五名代書人。
          現存明、清狀紙中,在狀紙的尾部均附有“狀式條例”或稱“狀式”的附帶條款,作為呈寫狀紙時必須遵守的規則。書寫狀式時如果違背了“狀式條例”的規定,官方將不予受理,因此這種“狀式條例”也可以作為明、清時期地方官府受理自訴案件的條件。這種“狀式條例”的條款不同時期不同地域雖然互有區別,但其宗旨卻是基本相似,并且可以從中明顯地觀察到具有的沿革特征! 
          宋代黃震《黃氏日抄》中收有《詞訴約束》一篇,其中“詞訴條畫”中專門收有受理狀式的規定:“不經書鋪不受;狀無保識不受;狀過二百字不受;一狀訴兩事不受;事不干己不受;告訐不受;經縣未及月不受;年月姓名不的實不受;披紙枷布枷自毀咆哮,故為張皇不受;非單獨無子孫孤孀,輒以婦女出名不受!8
          此外宋代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收有《約束榜》一篇,內容與黃震《詞訴約束》基本相似9。二文均稱“約束”,且朱熹在《約束榜》中又云“如有似此違約束之人,定當重行斷罪”?梢姟凹s束”是一種強制性的規定。如果將宋代的《詞訴約束》與明、清時期的“狀式條例”相互比較,可以明顯地看到其中的淵源。
          目前已經發現的明代訴訟狀紙較少,不久前從安徽省南部即所謂徽州地區休寧縣發現的《明隆慶五年休寧縣訴狀》和《明代萬歷×年休寧縣訴狀》均附有“狀式條例”,其中《明隆慶六年葉賢訴狀》為:一格寫二字者,不準;有粘單者,不準;牽連遠年無干事情者,不準;無重大事情而告婦女者,不準;事已問結而又告者,不準;被告干證人多者,不準;誣告越訴者,重責,隱下壯丁,故令老幼殘疾婦女出名抱告者,不準;攔路喊告者,不準。
        這種“狀式條例”到了清代,逐漸變得更加明細,如清代《乾隆二十年徽州黟縣汪淳告江六女土地糾紛一案訴狀》的規則共有十二條,內容為:
          狀式條例
        一、事在赦前及遠年(以)[已]結之案翻告者不準。
        一、懷挾私忿將不干己事摭拾捏控,及違禁紀糾眾公呈者,除不準外,是拿治罪。
        一、事非命盜,被告不得過三名,應審干證俱不得過二名。如故違,牽出多人者,不準外,代書責革。
        一、紳衿、婦女、老幼、廢疾無抱告及雖有抱告,年未成丁者不準。
        一、細事牽連婦女,及現有夫男,混將婦女裝頭刁告者不準。
        一、告斗毆,不開明傷伏實據,報竊盜不開明年月失單者不準。
        一、告犯奸,非奸所現獲,及首賭非當場獲有賭具者不準。
        一、告婪贓,無過付見證及告婚姻無媒妁日期者,不準。
        一、告田土債,負無地鄰中保及不粘契券印串,無的實年月者,不準。
        一、告狀前期不準,后期復告,將前批填載詞面,如抹煞情節,希圖朦混者,查出定究代書。
        一、不遵用正、副狀式,無代書戳記及逾格雙行密寫,并式內應填字樣不逐細填明者,不準。
        一、 無論告、訴、稟各詞,概用此式,只于詞面分別填明。如用白稟混投者不準。10

          新發現的清末同治、光緒朝黃巖訴訟檔案中的訴狀上也有同樣附有這種“狀式規則”,并且多達二十余條,已顯得較為繁瑣。
          清代同光朝時期浙江黃巖民事訴訟狀紙所附的《狀式條例》:
          赦前事誣告者,除不準外,即以其罪罪之。
        一、將遠年舊事及已經審結之案希圖翻控者,不準。
        一、 凡有職及生監、婦女,年老、廢疾或未成丁無抱者,不準。
        一、 控告人命,務須開明啟釁情由、致死傷痕、時日、處所、的確見證,如虛,以誣告治罪。
        一、 戶婚田土細事,干證不得過三名,違者不準。
        一、 告詐賊,不開明過付見證、賊數、月日者,不準。如虛,以誣告治罪。
        一、 告婚姻,無媒妁、聘書;田土糧號、印串、契券;錢債無票約、中證者,不準。
        一、 呈詞有來稿者,代書查問做狀人姓名,務須注明確切姓名,如違究處。
        一、 告盜賊,不投明地保驗明出入情形,不開明確賊者,不準。
        一、 告賭博,無窩伙姓名,又不現獲賭具;奸情非奸所捉獲指奸者,不準。
        一、 詞訟如為婚姻,只應直寫為婚姻事,倘如田土、錢債、店帳,及命盜,為奸拐等事皆仿此,如敢不遵,仍前做造注語者,提代書重處。
        一、 非關命盜奸拐正犯,牽連婦女,不準。
        一、 告訴內以生監、婦女作證,并已經結案復行翻控者,不準。
        一、 假托控告書役為由,不用代書戳記者,不準。
        一、 不遵狀式并雙行疊寫,無代書戳記,副狀及呈首不填寫新舊字樣,并不另紙寫粘歷次批語者,不準。
        一、 現有夫男,教以婦女頭混控者,不準。
        一、 凡人名有鄉民無知,字涉違礙者,代書即更改繕遞,如違重究。
        一、 呈詞過三百字者,不準。
        一、 和息呈詞非原、被在同勸之人親書畫押,兩造當堂同具者,不準。
        一、 歇家住址及有功名者必須實填,如有捏寫者,代書記責。
        一、 原、被人有某人即某人,名號互異者,代書務確查注明,不得任其參差不符,呈內如只有混名,無確切姓名者,定提代書究處。
        一、 呈內字畫務須端楷,不許潦草,如蠅頭細字,除不準外,定提代書重究。
        一、 舊案不注明經差姓名,定提代書責處。
        一、 詞訟不依口真書,摭拾無關本案之事,臚列聳瀆者,不準。

          此類“狀式條例”還可以從傳世的古籍文獻中找到,如清代重要的幕學著作,黃六鴻的《居官;萑珪芬粫幸彩沼写祟愐幎。此外目前已知的訴訟檔案如“巴縣檔案”、“寶坻檔案”等所保存的狀紙上,也可見到此類規定。近期零星發現的河北、山東、山西等地的散見訴訟狀紙中絕大多數也附帶此類規定。11對于“狀式條例”的研究,將會引起法學界的極大興趣,因為在這些規則中,包含了很多程序性規定,其中有些與當時的民事訴訟程序有關,了解這些訴訟程序,將有助于我們了解歷史上的民事法律規定與民事案件的審理,并且成為我們解開“中國古代民事法律”這一謎團的一把鑰匙。
          明、清時期的“狀式條例”中具體規定了訴訟必須由具有“官代書”資格的人書寫狀紙,未經“官代書”而寫的狀紙,官府不但不予受理,甚至可能因此受到懲罰。這一做法顯然更加突出了“官代書”在訴訟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肮俅鷷弊鳛楣俑付ǖ拇鷷,通過代寫訴狀可以收取費用,甚至包攬詞訟,與官吏相互勾結的現象時有發生,成為明、清兩代司法腐敗的根源之一。12“狀式條例”中所稱之“珠語”,就是“官代書”在書寫訴狀時使用的套語,每句“珠語”均為四個字組成,或許即是宋代的“四言雜字”發展而來的。據法史專家陳景良博士考證,宋代“江西州縣有舍席為教書夫子者,聚集兒童授予非圣之書,有如四言雜字,名類非一,方言俚鄙,皆詞訴語”13。但據考證現存宋代印刷品中有《四字雜言》傳世,每四字為一句,是一種認字讀書的啟蒙讀物。
          “四字珠語”明、清兩代甚為流行,乃至在書寫告狀事由的時候,如果沒有使用“珠語”,地方官將不予受理,F在可以見到的明、清的“訟師秘本”如《折獄明珠》、《霹靂手筆》、《蕭曹遺筆》、《法林金鑒錄》等書籍中,均收有各種珠語,并且還按吏、戶、禮、兵、刑、工劃分為“吏條珠語”、“戶條珠語”、“刑條珠語”等!爸檎Z”是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四字一句,如同連珠一般,且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因此至明、清時期,已經成為了地方官府受理訴訟時官方認定的案由撮要的專用表達。
          黃巖訴訟檔案中,由于狀紙在印刷時已經按四字珠語預留了字格,因此所有的訴狀在告狀書寫理由時均一律使用四字珠語,對于一般的民間糾紛,由于采用了“珠語”,于是事由變成了聳人聽聞的重大案情。例如:

        糾紛內容 珠語
        爭水糾紛 強戽水塘
        財產繼承 霸吞繼產
        債務糾紛 霸噬肆蠻
        債務糾紛 恃強霸吞
        失竊案件 夤夜撬竊
        遺產糾紛 惑眾阻葬
        契約糾紛 為中遭害
        合同糾紛 圖烹誣制

          其余珠語尚有因奸蕩產、恃潑串詐、朋謀販賣、恃婦橫占、義子強占等,無不花樣翻新,令人肉跳心驚。但如果仔細閱讀告狀中的內容,則大部分不過是一些民間細故,或者兄弟失和,或是債務爭端,甚至不過是合同之爭、契約誤解之類。似乎不把問題描述成案情重大,就無法引起官方的重視。而且其中還可以看出,在自訴之初,告狀人就不知道自己的民事權利,只是來官府“打官司”!按颉边@個字眼是非常具體,非常形象的,至于“官司”,就是靠“官”來司理,因此民事權利的主張,只有伴隨著將糾紛的另一方當事人看成是兇徒罪犯,自己的權利才能夠通過“父母官”的干預得到伸張。當每一個民事案件的提出,都需要“公權力”保障作為前提的情況下,“珠語”的產生和廣泛的通行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
          黃巖檔案中的訴狀呈到縣衙內先要交給承發房,再經承發房轉交給辦案人員,雖然批語署名為知縣,但經統計全部訴狀的批語實際上均出自師爺手筆。師爺是知縣的幕僚,替知縣辦理錢糧賦稅的俗稱錢谷師爺,而替知縣審理刑事或者民事案件的俗稱刑名師爺,黃巖訴狀雖然均為民間的自訴案件,但其告狀的案情有所不同,并且在狀紙的卷首部分經常出現“刑”或“錢”的批文或者鈐印,可能即是分別交給不同的師爺辦理。師爺代理知縣審理后還要代為書寫批語,并且在批語后面鈐印“閑章”,所謂“閑章”即不是通行使用的姓名章,而是一些表明心志的“寄語”。如果在批文中遇有文字錯誤或者修改之處,還要在錯誤或者修改之處加蓋此類“閑章”,以表明書寫者應當承擔的責任和修改的確信性。
        黃巖訴狀中師爺在批文上鈐印的“閑章”情況詳見下表:
        年份 知縣姓氏 師爺在批文上的鈐印
        同治十三年 正堂鄭 頭上是青天
        光緒元年 正堂鄭 若合符節
        光緒二年 正堂鄭 頭上是青天 摩兜鞬
        光緒四年 正堂王 議事以制
        光緒八年 正堂伍 勤慎
        光緒九年 正堂伍 勤慎
        光緒十年 正堂歐陽 臨事而思 隨人任思 
        光緒十一年 正堂歐陽 臨事而思 率真 
        光緒十二年 正堂倪 案牘勞形
        光緒十三年 正堂倪 案牘勞形
        光緒十五年 正堂倪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黃巖訴訟檔案中師爺的姓名已無法查考,從他們所使用的印文中可以非常直觀地了解到他們在縣衙中所處的身份和地位!芭R事而思”、“隨人任思”表明師爺不但要有隨機應變的能力,還要根據縣太爺的旨意隨時變化,師爺的思考只能隸屬于縣太爺,而并不具備獨立的人格!邦^上有青天”,明確告訴世人他的上面還有個做為一縣父母的青天大老爺!白h事以制”則表明了自己辦事歷來循規蹈矩,“勤慎”印文只有二個字,但足以說明了做為師爺必須尊重的宗旨!柏M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由于印文較多,因此也就更為全面地表達出了師爺的心理狀態。最有意思的是“摩兜鞬”三字,印文出自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一《廣知》:“鄧城西百余里有谷城,谷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币徽f出自太廟金人《緘口銘》,又作“磨兜堅”。雖然傳說有異,但都是指象石頭人一樣緘口不語,后世成為了“慎言”的代名詞,足見這位師爺極其善于守口如瓶,謹言慎行和深怕禍從口出的模樣。從知縣姓氏與師爺印鑒還可以看出,師爺和知縣為一種私人形式下的雇傭關系,知縣離任后,他所聘用的師爺也將離開縣衙,這與代書人的情況不盡相同。
          黃巖訴訟檔案中除狀紙外還包括副狀和附件,狀紙又稱狀式或者正狀,全部狀紙中均有由師爺代理縣令做出的批示。本次整理時王宏治教授對黃巖訟檔的內容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寫了專文。黃巖訟檔所涉及的案件以戶婚、田宅、錢債為主,其余還有斗毆等糾紛以及非訴案件。非訴案件如失火、失盜請求備案等。
          由師爺代理縣令在狀紙上的判決可以分為受理和不受理兩種,無論受理與不受理在判決中均說明了理由。一般戶婚、錢債類糾紛受理的很少,而不受理的居多,通常是批給宗族加以調解。田宅類案件如果涉及到財產所有權爭端,并與田宅過戶和稅賦有關時,均予以受理并作出了明確的批判。通過對黃巖訴訟檔案中狀式的簡單比較可以看出縣衙對于民間細故案件所持的審慎態度,無論案件輕重緩急均由師爺代理作出了批判,未發現一件未經批判的狀紙。這一現象與前人研究的結果有明顯區別,因此將清代的縣級審判作為典型的司法審判,或者將清代的縣級審判看作僅具備調解功能的看法,在黃巖訴訟檔案中不能得到證實。對于已經發現的清代訴訟檔案,曾經有一批國內外的學者進行過研究和論述,并且產生不同的結論。日本學者針對所謂的“戶婚田土細事”及其州縣的司法審理,看做是“調解的一種”,這一觀點以東京大學法學部名譽教授滋賀秀三為代表。另外美國的學者對此持不同的觀點,1993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歷史學家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批評了滋賀氏的觀點,并且提出了清代的州縣聽訟屬于“依法分清是否非曲直,保護正當權利擁有者的審判”。16黃宗智教授其后又進一步根據已經發現的檔案材料,將這種研究劃分為“巴縣模式”、“寶坻模式”等,被稱之為“與西方近代審判保持本質一致”。盡管黃宗智教授的觀點在美國并非通說,但仍然引起了日本學者的批評。17對清代的訴訟檔案,產生分歧的原因并非源于檔案本身的素材,而是取決于美、日兩國學者不同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在日本學者的眼中,“民法的近代模式中,與古典的預定調和論相對應,可以看到私人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的原則是重要的原則!18而西方的部分學者則將清代的民事審判習慣地歸納于“典刑意義上的司法行為”中。上述兩種觀點的是非曲直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加以驗證,但《黃巖訴訟檔案》作為時間相對密集,地點集中的檔案史料的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證明存在另外一種產生于中國本土的司法及與之相適應的程序。由于黃巖訴訟檔案中有些將需要進行調解的案件或者不受理案件批回宗族,但缺少如何批回以及交付宗族調解的方法和宗族調解結果的有關記載,我們還不能將縣級審判與相應的民間調解進行充分的比較,從黃巖訴訟檔案中批判詞語所表示的對于宗族調解的尊重等內容,我們可以初步判斷縣級審判與宗族調解之間應當另外存在某種程序性的鏈接。
          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國陸續發現了與清代州縣司法審判內容有關的檔案資料,如四川巴縣檔案、河北寶坻檔案、臺灣淡水新竹檔案等,上述檔案的發現對研究清代的歷史和司法審判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文獻資料。黃巖訴訟檔案可以稱作我國包含司法審判內容的第四次檔案大發現,這一發現不但豐富了清代檔案史料的重要內容,也為我們研究清代的歷史、政治、法律提供了一批新的寶貴資料。
        盡管黃巖訴訟檔案是已發現的清代訴訟檔案中年代最晚,數量也相對較少,但其內容主要為民間細故引發的訴訟案件,內容單純,保存完整,集中地反映出清代末期縣級司法審判的主要內容。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對于民間細故案件從立案到審理到判決的全部過程,并且可以從中觀察出清代末年類似民事案件的審理程序。正是由于這一特點使黃巖訟檔的發現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意義和顯著的學術價值。
          黃巖訟檔中除了狀紙以外還有案件中的“副狀”和附件,“副狀”的內容與正狀基本相同,但由于文字限制相對寬松使“副狀”的表達更為明晰。狀紙中附帶的附件包括“保狀”,即由民間對案件當事人提供的擔保文書,其他附件主要有對失火、失盜財產描述性的“失單”和其他與訴訟相關的證據資料。黃巖訴狀中所包含的附件是民間細故案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附件不但為縣衙審理時提供了重要參考,也為我們今天了解當時的案情及研究審判結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佐證材料。傳世的清代判詞中往往僅收錄了官員對于案件的審理和判決,但由于缺少對于案情的描述,使傳世的清代判詞的學術價值受到弱化,另一方面,傳世判詞中不可能包含與案情有關的各種附件,因此使研究清代司法審判難以全面和深入。黃巖訴訟檔案中保存了大量的附件,從而為我們研究清代的縣級審判提供了更加全面和詳實的珍貴文獻。
          浙江省清代《黃巖訴訟檔案》的發現,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及民事糾紛等有關案件的判決與調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針對《黃巖訴訟檔案》記錄內容的可靠性及其它相關調查是非常有價值的,為此我們決定到《黃巖訴訟檔案》所記錄的案件發生地對該檔案中所記錄的情況進行實地調查核實。調查的結果除了將進一步證實《黃巖訴訟檔案》真實可靠以外,通過實地調查還可以發現隨著歷史變遷,《黃巖訴訟檔案》所反映的司法制度與民事習慣的沿革變化。這是我國對發現的歷史檔案進行的第一次對應性調查,調查中可以直觀地了解到《黃巖訴訟檔案》中涉案當事人的生活環境,甚至通過觀察案發地與黃巖縣縣城的距離和交通情況,更多地了解到當時告狀的實際條件。其中距離的比較與案件性質的比較可以觀察到告狀時的相對環境,這為我們多年來討論的傳統司法中所謂的“息訟”觀念,提供足以印證的資料。如果能夠在實地調查中找到涉案當事人的后裔,并設法對案件的后續情況進行追蹤了解,顯然是更有意義的!饵S巖訴訟檔案》中還涉及到一些與訟爭相關的標的物,如果能夠對上述標的物及其沿革加以了解,可以更加明確地探知《黃巖訴訟檔案》中的發案原因。
          二十世紀上半葉,田野調查的方法曾經普遍地用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廣泛領域,當時的前賢曾經進行過很多成功的調查,并且為我們留下了在今日仍然足資借鑒的調查報告。但是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后,這種田野調查的方法盡管仍然為自然科學和歷史學等學科加以利用,但在法史學領域里則很少見到通過調查的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停留在“以論代史”式的泛論中!饵S巖訴訟檔案》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參考資料,針對《黃巖訴訟檔案》進行的相關調查,則為我們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在那扇大門外面有著沉積了千年的傳統積淀,有著我們的先民們創造出并且留給我們的豐富的遺產。只要我們去尋找、去發現、去探索、去研究,在我們的面前將展示出一個古老而又新奇的世界。
          《黃巖訴訟檔案》發現以后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很多學界同仁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并且給予了熱忱的關心和支持。在這里我們要特別地感謝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暨許傳璽博士、美國杜克大學教授歐中坦(Professor Jonathan Ocko)先生,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原律政專員御用大律師馮華健先生,感謝美國律師麥克(Michael Dardzinski )先生、感謝(美)盛德國際律師事務所大律師丁海華先生,感謝嘉潤律師事務所大律師龔志忠先生,感謝許允恭家族,正是由于他們的慷慨和信任使我們能夠對黃巖訴訟檔案的修復整理以及因此而進行的相關調查得以進行。
          我們還要特別地感謝臺州市黃巖區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感謝黃巖區司法局的原陶鳴局長及全體同仁,感謝黃巖區的朋友黃筱斌先生和黃巖區的所有鄉親們,感謝他們對黃巖調查提供的極大的便利。
          我們還要感謝中國法律出版社賈京平社長、蔣浩先生、韓京明先生、曹鈾先生和丁敏女士,正是他們的大力支持才可以使黃巖訟檔能夠化身千百為學術界所用。感謝殷麗麗小姐,正是她協助我們進行了大量的編排錄入工作,使本書的出版更加順利。
          我們在此特別地感謝第一歷史檔案館唐益年先生、劉曉敏女士等,他們精心地對黃巖訴訟檔案進行整理修復,不但為本書的編輯整理創造了條件,同時還將使這一批珍貴的歷史檔案得以更好地保存并傳之我們的后人。
          當然我們還要由衷地感謝一百年前那些有意或者無意地將這批黃巖訟檔存進夾壁墻中的先人,正是他們當時的留心才為我們今天留下了珍貴的黃巖訴訟檔案。

         。ê芫靡郧拔揖拖雽崿F一個夢想,這就是利用田野調查的方法對農村進行深入地社會調查,從而挖掘和整理一批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民法有價值的文獻資料和調查成果。后來我為此設計了三個調查,其中第一個是對浙江黃巖進行的調查,這是從已經占有的一百多宗清代黃巖訴訟檔案出發所進行的對應性調查,目的是想證實從封建社會過渡到今天,在激烈的變革中民間的調解和民間的自訴案件有哪些發展與變化,并且從中尋找出帶有普遍意義的規律。第二個是想對安徽皖南進行調查,這是從已經占有的進萬件徽州文書,其中包括契約文書也包括訴訟文書,仍然使用對應性的方法,到契約記錄的當事人或者標的物的發生地,根據訴訟文書的記載到案發地進行對應性調查,設法從中找到恢復當時生活場景的手段,經過對徽州文書記錄下的歷史進行較為全面地考察,最終希望對于民間的民商事習慣以及相應的民事訴訟加以綜合研究,從而把徽學引進法學。第三個是想對山西錢莊票號進行實地調查,從已經掌握的借貸、運輸、合伙等民間契約中進行對應性調查,并且希望將這一調查與前面的黃巖調查和徽州調查作一個比較性的研究。我知道在沒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情況下,要想完成上面的三大調查似乎真的是一場夢。
          但是我們終于將黃巖調查完成了,因此我們把夢做得更深了。不久大家又將開始著手整理徽州檔案,那里面有明清兩代的訴訟狀紙,有數以萬計的紅、白契紙,并且將在不久又開始組織人員前往安徽的休寧、屯溪、黟縣、太平、績溪、祁門等地和江西的婺源縣進行預期兩年的田野調查。
          于是我們把夢從浙江黃巖那一片掛滿了蜜桔的叢林中,做到徽州那一片黛瓦白墻的古老房子里,或許我們的夢做得更深了。
          但是不要叫醒我,哪怕這真的是一場夢,當夢到酣時,請不要叫醒我。
          等我從夢中醒來,我一定會告訴你我在夢里的所見所聞,告訴你所有的真實。)

        1已經修復的檔案第77號、第78號過于殘缺,無具體年月,也沒有明確的當事人和案由,本次沒有選用,另外第79號、第80號兩件修復時可能存在錯簡需要進一步修整,本次也沒有采用。本次公布的共計為76宗。
        2 黃巖縣地理沿革可詳見清光緒三年陳鐘英等修,王詠霓纂《黃巖縣志》。本次調查使用的為《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志第二一一號,臺灣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黃巖縣志》。另見黃巖縣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浙江省黃巖縣地名志》,1984年12月。
        3 關于“狀首人”的身份,詳見《朱文公集》約束榜!皯裘裨~訴,不應為狀首人,自不當出名,其應為狀首人,并有正身”(引文轉自中華書局點校本《名公書制清明集》附錄六1987年第1版P643)
        4 關于宋代“鈔書鋪戶”的研究,詳見陳景良《訟學、訟師與士大夫——宋代司法轉型及其意義》。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此外還可參見裴汝誠《宋代“代書人”和“寫狀鈔書鋪》半粟集,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戴建國《宋代法制初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5 關于宋代時期訟師及代寫書狀等考證,本文主要參考使用了陳景良博士的研究成果,詳見《訟師、訟學與士大夫——宋代司法傳統的轉型及其意義》!睹珪星迕骷分械囊,另見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十二《教唆與吏為市》。
        6 關于中國古代契約中第三方參與并且成為一種習慣的研究,詳見李祝環《中國傳統民事契約中的中人現象》原文載《法學研究》1997年第6期,第138頁——143頁。
        7 關于宋代“書鋪”所具有的司法與公證性的功能,詳見戴建國先生《宋代法制初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葉孝信先生主編《中國法制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但筆者從已發現的大量明、清兩代由代書人代寫的法律文書中,可以看出代書人的職能主要是替人寫字。另外,據查發現當前國內一些偏遠地區還保留代書人職業,如電影《秋菊打官司》一片中,就有秋菊到街上請人代寫狀紙的情節。
        8 黃震《黃氏日抄》卷七八《詞訴約束》,此條原見于耕余樓刊本,后在點!睹珪星迕骷芬粫鴷r,點校者將其作為附錄收在書后,今即取此本,但筆者重新作了校點。詳見《名公書判清明集》點校本,中華書局,1984,附錄五。
        9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公移·約束榜》。中華書局點校本《名公書判清明集》也收錄了《約束榜》,并作為附錄六,但該書使用四部叢刊本作底本,今取清武英殿本互校,文字小有異同。詳見《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年,附錄六。
        10 本文引用的清代徽州《乾隆二十年徽州黟縣汪淳告江六女土地糾紛一案》訴狀為田濤先生所藏。
        11 本文中所引用的山東、山西等地發現的零星狀紙,均為田濤先生新獲的檔案材料,但尚未能加以整理,其中清代山西省祈州訴狀中,有一件“正狀”未見附刊“狀式規則”。
        12 關于“官代書”收取代書費的材料比較少見,本次《黃巖訴訟檔案》中有因“家貧無力蓋印”的狀紙,說明“官代書”收費現象確實存在。近期在徽州發現的清代嘉慶朝訴訟材料中,意外地發現一簿“告狀費用收支帳”,其中記錄了清嘉慶朝“官代書”每寫一狀收費“寫狀銀五錢”,可供參考。
        13 前揭陳景良《訟學、訟師與士大夫——宋代司法傳統的轉型及其意義》。陳先生引文中源自《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五○。
        14 “隨人任思”的印文見于檔案第35號光緒十一年《辛光來呈為投理莫理粘求吊訊事》一案的附件,附件系光緒十年時批文的抄件,故仍歸于光緒十年份中。
        15 “率真”印文見于檔案第48號《徐永寧呈為恃強負噬迫求差追事》一案的附件二,批文為“此案初呈先于何處?應即尋著匯為一起。茲據徐永寧呈稱粘有字據等語更不能散失!币虼税赋缹幰褳椤袄m詞”,應當另有“初詞”,故仍將此印鈐歸于光緒十一年份。
        16 Philip. C. C. Huang "Between Informal Mediation and Formal Adjudication ——The Third Relm of Qing Civil Justice", Modern China, 19-3,1993. "Codified Law and Magistrial adjudication in the Qing" Bernhardt and Huang ed,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在上述論文基礎上,近年他又出版了Philip. C. C. Huang, Civil Justice in China: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7 對黃宗智持不同觀點的日本學者,日本東北大學法學部教授寺田浩明在《近年來日美兩國學者關于清代民事審判性質的爭論》中曾經對黃宗智的“與西方近代審判保持本質一致”的觀點進行過批評。1996年9月21日——23日在日本鐮倉市召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后期帝制中國的法,社會,文化——日美兩國學者之間的對話”(Law, Society, an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American and Japanese Scholars)。寺田氏發表了《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后收入王亞新、梁治平編譯的《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法律出版社,1998年)。
        18 (日本)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體系》,李毅多、仇京春譯?茖W出版社,1995年。P113。

        關鍵詞:|無|

        [錯誤報告] [推薦] [收藏] [打印] [關閉] [返回頂部]

        • 驗證碼:
        国产特级毛片aaaaaa,国产又粗又猛又大爽又黄,和平精英女生乳液,娇妻跪趴高撅肥臀出白浆

      2. <rp id="uxixl"></rp>
        <em id="uxixl"><acronym id="uxixl"></acronym></em>
        <li id="uxixl"><object id="uxixl"></object></li>
          1. <li id="uxixl"><tr id="uxixl"></tr></li>
            <button id="uxixl"><object id="uxixl"></object></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