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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一個村落的社會史考察

        2005-10-24 10:46:30 作者:胡不飛 來源:社會學博克 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關于中國鄉村研究,一個較為傳統的敘述框架是功能主義的社區分析。費孝通在《鄉土中國》(1947)一書中說:

            以全盤社會結構的格式作為研究對象,這對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須是具體的社區,......每一個社區有它一套社會結構,各制度配合的方式,F代社會學的一個趨勢就是社區研究,也稱作社區分析。

            費孝通的《江村經濟》(1939)是以功能主義的社區分析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實驗性范例,他以小型社區窺視中國社會,從功能的角度解釋中國鄉村社會及社會變遷的動力。然而,功能主義的文本范式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受到了強烈批評,批評者提出了九點意見,其中一點認為,功能主義文本把文化或社會作橫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關系的理論把它們聯系起來,其研究是在時空上十分局限的社會中展開的,并總是強調把具體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論意義的結論,這種做法使文本成為與作者和社區無關的論述。

            較早注意到社區分析的局限性的是美國學者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他在研究中國鄉村社會時,盡力糾正人類學主流派只著眼于小社區而忽略村落與外界的聯系的傾向,創立了鄉村社會的市場體系理論。施堅雅的市場體系理論在西方的中國學界影響巨大,一整代的美國史學家,都以為中國的村莊,在經濟上和社會上高度結合于大的貿易體系。但是,市場體系理論并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鄉村社會。事實上,施堅雅后來承認,市場體系和社會結構并不完全重合。研究中國鄉村社會,需要一套更具說服力的敘述框架。

            "國家—社會"二分框架的導入,為中國鄉村研究帶來了煥然一新的感受。較早的提出了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的是,與施堅雅同一時代的英國學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他用他的宗族理論挑戰了一般社會人類學界的"無國家社會"的范式。近年來,海外研究中國的學者中,最具影響力的是美籍印度裔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其代表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1988)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culture nexus of power)"與"國家政權內卷化"概念,其中,"文化網絡"將帝國政權、紳士文化與鄉民社會納入一個共同框架,并將權力、統治等抽象概念與中國社會特有的文化體系連接起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探討強調在社區中展示地方性的文化—權力網絡和超地方性的行政細胞網絡的聯接點。國家—社會的關系不是一種靜態結構,而是一種流動過程,其敘述需通過對具體的事實過程的分析,來揭示國家政權、鄉村社會、農民三者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由于強調過程分析,因此,國家—社會的二分框架在鄉村研究上更多的是用于探討鄉村社會史。國家—社會的框架雖然沒有在中國社會史界正式形成以方法論相號召的局面,但其切入角度卻已開始廣泛影響社會史個案研究的選題角度。

            本文擬以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方面,對一個侗族村落——龍勝各族自治縣廣南村——民國時期的社會史進行探討,試圖跳出傳統的關于少數民族社會封閉性的、靜態的社區分析的怪圈,而把民族村落社會納入開放性的、宏觀的國家視野中進行敘述,分析國家權力如何滲透并影響鄉村社會,從國家方向上把握少數民族社會的流動狀態。

            一、村落概況

            廣南村位于龍勝各族自治縣縣境內西北部,距離縣城50余里。從廣南到縣城有一條柏油公路沿河南下,里程為120余里。從廣南往西,經山路,翻越一座大山,走兩個小時即可到達湖南省的信道縣,1934年冬,紅軍長征過境時就是走此山路進入湖南境內的。

            廣南村是龍勝各族自治縣縣境內侗族聚居的中心地帶。廣南村包括一個行政村和八個呈衛星狀分布于行政村四周的自然村,其中有一個自然村為瑤族和漢族混居。因村級行政機構設在廣南,故為廣南村。在本文,廣南村指的是廣南行政村,較少涉及到周邊自然村。

            村落四面環山,正處于重山間的一塊平整寬廣盆地。有一條大河從北往南繞過村子邊,一條小河自東向西穿過村子中。村頭、村尾都是一片稻田,村中偶爾有一塊稻田和幾頁池塘。作為一個侗寨,依山傍水,木樓鱗次櫛比,一排挨著一排,兩邊對開傾斜的黑瓦屋面,密密層層連成了一大片。高高的瓦檐下是交錯相通的石板巷,一條人工水渠自寨頭順著巷子,彎彎曲曲穿寨而過,澆灌著寨尾的稻田和池塘。侗族村寨的標志是,寨中有鼓樓,寨頭有風雨橋。一般說來,一姓一鼓樓,村中有幾大姓氏,就應該有幾座鼓樓。但是,在廣南,鼓樓數與姓氏數相去甚遠:村寨中鼓樓有兩座,而村寨中的姓氏則多達十個,有蒙、石、吳、楊、王、伍、胡等。在廣南,人們似乎不重視鼓樓的修建,也不在意鼓樓的存在與否,村寨中的兩座鼓樓在造型方面都極為普通簡單,且已經多年欠修繕了。從寨頭東去一里地,便有一座風雨橋橫跨于河上,橋修建于嘉慶四年(1799年),兩百多年過去了,風雨橋依然堅固,橫陳在山水田園間,鮮活地呈現著一個民族的智能與勤勞。

            廣南是一個大村,歷來都有"五百(戶)廣南"的盛譽。目前,廣南村(不包括自然村)有五百余戶,人口二千余人。關于"廣南"一名稱的來歷,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在很久以前,有一位翻山越嶺北來的獵手,在一片茂密的樹林前駐足,他的獵犬從樹叢中竄出,一身濕漉漉,獵人便發現這是一塊好地,于是他領帶了一大群人自北而來,到這塊寬廣的林地上伐木建村,人們稱這里為"廣南",意思是寬廣的南部林地。另一種說法是:原來在這里長滿了許多的楠木,有蒙氏人家到來,把楠木砍伐建屋,漸漸的人越來越多了,楠木紛紛被砍光了,人們便稱這里為"光楠",意思是砍光了楠木,后來"光楠"逐漸演變成"廣南"。

            廣南的村落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588年,據蒙姓祖墳碑記載:蒙姓原籍湖南靖州清溪,于明代萬歷十六年(1588年)遷入。廣南的村落歷史最為輝煌的一頁,當屬清朝干隆年間的吳金銀起義,兩百多年來,吳金銀的故事世代相傳。相傳清朝干隆年間,朝廷壓迫少數民族,官僚腐敗,民不聊生,人們渴望出現一個真命天子治理天下,以度國泰民安的生活。廣南人吳金銀遂順應民意,號召民眾起來反抗清政府的壓迫統治。干隆五年四月,吳金銀起兵。清兵很快越過山嶺,重兵直指侗區,沿途殺戮、洗劫。清兵逢人便抓,問:"你是白,還是黑?"意思是,"白"為"清白","黑"指參與"謀反"。侗人很多不懂漢語,于是只能模仿尾聲喊"黑",清兵便即刻一刀斬首,殺人無數,人頭被每隔兩步懸掛一個,從廣南寨尾一路南掛共約二里多長。后來,巡檢官發覺奇怪,便試改為先問"黑",后問"白",被問者則皆答"白",人們才得以幸免。這便是恐怖的"黑白"之災。清政府殘暴鎮壓后,在廣南南面二里處修筑石城屯兵,并設為廣南司,加強了對侗族地區的統治。吳金銀起義雖然失敗,但是其事跡在侗族地區影響深遠,他做為英雄人物深深扎根于民間。這是廣南村落歷史上,一次最為激烈的社會與國家的對抗,但是,這種國家—社會的對抗并沒有因為吳金銀起義,而成為一種廣南鄉村社會富于反抗的傳統,相反的,因為吳金銀起義被殘酷鎮壓,國家加強了統治,人們表現出更多的是對國家權力的順從,而廣南司的設立,使廣南鄉村社會完全的進入了國家視野。

            二、國家視野中的鄉村社會

            (一)鄉村政權機構變更

            國家權力通過行政網絡,一級一級地傳遞,最終到達基層政權,從而對鄉村社會進行控制。作為國家權力基層載體的鄉村政權,把鄉村社會完全地納入了國家視野中。

            民國時期,地方制度混亂而多變,尤其是縣以下各級組織,國家政令曾一變再變,鄉村政權一直處于變化過程中。

            民國初年,龍勝廳改稱龍勝縣,縣行政區劃沿用清朝舊制,縣下分東西南北中五區,各區又劃分了若干塘。當時的廣南是屬于北區的一個塘。塘設有團總一人掌管民事治安和地方事務如納稅、抽糧等,設頭人一人充當助理。塘下分村,各村設有村保一人負責民事管理。

            事實上,作為一種國家行為的區、塘、村的分級區劃只是一種形式,根本沒有起到行政性作用和目的。在當時,侗款組織雖然已經不存在,但是款詞作為一種村規民約還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房族勢力也左右著團總、村保的行政行為。此外,在民國初年,廣西軍閥混戰,一些梟雄分子以"自治"為幌子,自立山頭,地方治安完全由自治軍維持。當時,在廣南塘以北五里處的平等塘有一鄉紳叫石成山,是北區自治軍統領。1922年,石成山任廣西第十路自治軍統領,由新桂系軍閥李宗仁領導。

            1925年,新桂系軍閥統一廣西,開始經營廣西。同年,龍勝縣自治軍組織被撤消,在縣成立民團總局,各區成立民團局,各塘成立民團支局,原來塘設的團總改稱局總,村保改稱村董。

            新桂系主政廣西,政權組織實行省、縣兩級制,各縣行政直接由省管轄。然而,縣以下的鄉村組織"萍若而合,絮若而散,猶如一盤散沙",廣西當局乃于1930年公布各縣鄉鎮、村街、甲的編制大綱。1933年,龍勝縣撤消民團局,推行鄉、村、甲制,全縣劃分十六個鄉。廣南塘與南面四里的鄰塘合并為廣南鄉,鄉公所設在廣南。鄉下設村,當時廣南劃分為五個村,分別是廣南、強民、三民、夾江、廣少。村下以十戶(或十余戶)為一甲。

            1934年冬,紅軍長征過境時,廣南寨五村失火,鄉公所于是遷往鄰村。1947年,龍勝縣財政極度困難,為裁員減政節制開支,把十六鄉合并為八鄉,原廣南鄉與西南面的鄰鄉并作維新鄉,直到民國末年。

            (二)鄉村政權與村甲制

            國民政府關于縣以下各級機構設置的規定常朝令夕改。1934年春,國民黨"中政會"通過了《改進地方自治原則》,規定縣地方制度采用兩級制,即縣為一級,鄉(鎮、村)為一級。至此,鄉村政權才趨于穩定。

            廣南鄉成立于1933年。鄉的政權機構名稱是鄉公所,設鄉長、副鄉長各一人,下設民政、警衛、經濟、文化干事各一人和十四五個國民自衛隊兵丁。鄉作為一個基層政權,設立有民意機關,其名稱是鄉民代表會,由每村選舉代表兩名組成,設有鄉民代表主席一人,作為縣參議員。

            鄉下設村,其機構名稱是村公所,設有村長、村副各一人。此外,村還設有村民大會。村下設甲,以十戶或十余戶為一甲,設甲長一人。通常,一個姓氏房族為一甲,若該房族戶數在十余戶以上,則分為若干甲;若不達十戶且過少,則與其它姓氏戶組成一甲。當然,村和甲的劃分首先考慮的是地緣因素。但是,同一個姓氏房族往往聚居在一起,所以,村甲單位與房族出現了重合。當時廣南五村(廣南、強民、三民、夾江、廣少)中有強民為蒙姓村,三民為楊姓村、夾江為王姓村。

            村甲制的基本形式是十進位制,以戶為單位,十戶為甲,十甲為村,十村為鄉。但是,鑒于實際的地理、交通、經濟等情況,在實行過程中采取了有彈性的辦法:以十為原則,甲之編制不得少于六戶,多于十五戶;村之編制不得少于六甲,多于十五甲;鄉之劃分不得少于六村,多于十五村。鄉是縣以下唯一層級的政權機構,鄉以下的村、甲是鄉內之編制,不成為一個行政層級。它們與縣級政權的關系是,縣政府下屬的民政科統理全縣的民政事宜,負責鄉、村長的工作考核任免及村、甲長的訓練。同時,民政科還負責鄉農民協會的指導工作,農民協會的工作是進行減租退押,但是由于鄉、村長多是擁有土地的地主,減租退押工作受到了阻撓,只是一種形式。鄉村政權與縣級政權的關系是:

            三、鄉村社會中的國家權力滲透

            現代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比傳統的封建國家要更為加強,鄉村基層組織成為國家控制社會的基本手段。從民國初年開始,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政權組織進行著不斷地調整。地方行政在內容上變化多端,但其主要的發展線路卻一直是朝著縣基層政權向鄉鎮基層政權的權力向下延展。隨著鄉村甲制度的實行,國家在鄉村的基層政權組織開始走向規范化,鄉村甲政權機構成為國家權力的制度化載體。由此,國家權力在鄉村社會中呈現出現代性的全面滲透。

            鄉村甲制度的實行,同時,與之相配套的是《鄉村公約》的頒布和實施,使廣南鄉村社會中原侗款組織遺留下來的款約受到嚴峻挑戰,并走向了消亡。村甲的界域分劃瓦解了傳統的村落共同體,鄉村甲的人事任免制度則打破了傳統鄉村社會的權力結構,房族勢力讓步給鄉村政權,且房族形式單位支持(或服從)鄉村政權,即房族與村甲在單位上的重合。

            鄉長、副鄉長,村長、村副,都一律由縣政府委用從廣西民團干校畢業的青年學生。鄉長有的不是本地(村)人,是由縣政府從外地調任;副鄉長、村長、村副皆為本地(村)人,且是富裕人家,因為只有富家子弟才能有錢接受中等或初等教育。甲長的產生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由房族(即甲內)推舉有威望和有號召力的人擔任;另一種是,抓鬮,因為甲長可以免除兵役,夫役等,為能公平起見,由各戶長抓鬮決定。但是,甲長需經村長的同意任命。

            1934年,龍勝縣組織民團后備隊訓練,鄉、村組建民團,18歲至45歲的身體健全的男性,均有被征為團兵的義務,每年農閑期間以村為單位集中訓練一個月(每日半天);同時,全縣推行國民基礎教育,在鄉成立中心國民基礎學校,在村開辦國民基礎學校。鄉村政權開始實行政、團、學(或稱政、軍、教)"三位一體"制:在人事上,鄉長兼任民團后備隊大隊長和中心國民基礎學校校長,村長兼任民團后備隊隊長和國民基礎學校校長;在事務上,鄉公所、民團大隊部、中心國民基礎學校三個機關合并辦公,人員互助工作,辦公設備互用;在工作關系上,以鄉、村公所為中心領導機關,運用民團的組織力量推動建設,以基礎學校實施教育,以教育的力量輔助建設工作的進行,各統一于鄉、村長掌握之下。

            在廣南,寨子中有一座用紅火磚砌成的大廟,廟里面曾經擺放有許多的石菩薩。鄉村政權實行"三位一體"時,縣政府要求民眾破除迷信,摧毀廟宇,興辦新式學校。于是,大廟里的石菩薩被紛紛銷毀,廟則被用來做學校和村公所辦公駐地。當時,廣南五村的村公所都在大廟里設點辦公,五村的小孩都集中大廟上學,學校的名稱叫做"強民學校"。學校實行免費強行入學,由各村長監督各村情況。學校教師由縣政府委派從鄉村師范養成所培訓畢業的人員擔任。學校開設課程有國語、歷史、算術、自然、音樂、體操和美術等。學校內掛孫中山先生遺像,每周星期一早上上課前舉行紀念孫中山先生周會,由校長領背總理遺囑。校門口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每天早上升旗,下午降旗。學生在升旗和同老師見面時行鞠躬禮。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學校的國語和歷史課本編入了岳飛精忠報國、文天祥寧死不屈、林則徐虎門銷煙等故事和《滿江紅》、《正氣歌》、《花木蘭替父從軍》等詩詞,用以激發學生的愛國思想。1938年冬,接縣政府政令,各村開展成人教育,辦夜校推行成人掃盲。夜校利用村小學校上課,由小學老師和村長兼課,或用"小先生"制,即由在校小學生當成人班的老師。夜校課程有國語、算術、珠算和音樂等。國語教材叫《成人識字國語課本》,內容有如:"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他也是中國人,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我們都要愛中國。"國民學校教育的推行,其結果是新文化在鄉村社會開始產生影響和傳播,同時,由于學?臻g在鄉村中的創置,導致新的社會關系的出現:"同學關系"得以產生。而更為重要的是,學校教育過程中,由于國家主義的輸灌,在鄉村社會的一定人口中培養了一種"國家認同意識"和"國家責任感",為國家權力深入鄉村社會創造了良好的基礎。

            1939年,龍勝縣成立地方行政干部訓練所,訓練對象為各村之甲長。當時,甲長們踴躍參加訓練,各自帶大米和菜費三元五角。訓練為期七天,訓練內容為:(1)講解國內形勢,如日本奪我東三省,民不聊生;(2)宣傳日本國變動無常的衰敗局勢;(3)說明甲長之權利:凡是經過訓練之后,可以免除兵役、夫役,以及一切臨時工款;(4)闡明甲長之任務:管理甲內戶口人丁,負責協助征兵、征糧、征稅等;(5)強調各個甲長須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破家何在"等道理。事實上,甲長所處的地位很為尷尬,甲長名義上屬于鄉內編制,但是卻沒有權力,只有執行政令的義務。而村長則不同,村長作為國家權力在村落社會中的代言人,倚仗著國家政權,加上自家的富貴勢力,村長在村中可謂是有權有勢。另外,村長由國家配給短槍,可以自行處決違令反抗者。因此,民眾對村長言聽計從,甚至是畏避,一半是因為村長身后的國家,一半是因為村長腰前的短槍。村長接到上級政令,便直接通知甲長去執行。甲長作為國家與社會的最基層中介,往往是兩難進退,上面是國家不斷下達的攤款、攤糧、征兵、征夫等任務,下面是甲內各家各戶的怨聲怨氣。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人都拒絕當任甲長。但是,國家與社會之間不能出現管理的真空狀態,而國家又沒有能力將正式的官員和權力直接伸入村落社會中。因此,國家要通過地方上和村莊里的顯要人物來控制農村。為能鼓勵人們出來擔任甲長,政府規定了甲長可以免除兵役、夫役,以及一切臨時工款。為能躲避繁重的兵徭役和攤款,有人也知難而進,出來當任甲長,但是,往往也是力不從心。種種情況凸現的是,國家權力的擴張中,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對鄉村社會的榨取能力,表現為"國家政權的內卷化"。

            鄉、村、甲的權力,對鄉村社會實行直接干預,其主要任務包括:(1)戶籍登記管理;(2)負責征兵、征糧、征稅;(3)維持社會治安。

            戶籍登記是一種社會信息的儲存方式,其政治功能是控制人口移動和地方活動狀態。1942年,龍勝縣實行國民身份證制度,規定年滿18歲至45歲的男子都須列入國民兵預備役,政府發放國民身份證進行管理。凡出縣境的適齡男子,必須帶國民身份證到鄉公所登記外出時間和到達地點,回來時還要注銷。沒有國民身份證或未經簽證的當作逃兵處理。實行國民身份證制度,對國家掌握兵源情況,及時動員預備役人員入伍有積極的作用,但是,縣政府和基層政權常常借征兵之名進行敲詐勒索,使百姓視應征當兵為災難。

            國家權力在鄉村社會中的滲透,其實質是國家實現對鄉村社會人口資源和物質資源的占有、管理和使用。戶籍的登記和管理,是國家權力控制鄉村社會的手段和基礎。但是,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榨取要高于控制,戶籍登記和管理為國家榨取鄉村社會的人口資源和物質資源提供了操作基礎。

            國家對鄉村社會人口資源的使用權主要有兩種形式:征兵(兵役)和征夫(夫役)。1933年以前,龍勝縣實行募兵制,即實行雇傭招收的辦法募集兵員。第一次北伐戰爭時期,廣南有一個青年叫蒙玉亮,招募了家鄉子弟帶領入伍,自己當上了上官。此外,也有專門為了賺錢而招募壯丁入伍的,把隊伍帶到桂林撥交部隊后,便向部隊領取壯丁賣身錢。人們叫這為"賣豬仔",每丁身份大洋一元。"豬仔"知道受騙后,便有很多人逃亡回家。募兵的應募者多為謀生無計的平民和農民,也有少數不得志的青年知識分子。1933年開始實行征兵制,規定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比例征用,凡年滿18歲至45歲的男子,一律服國民兵役?梢跃徴鞯娜藛T有:鄉、村、甲長,小學教師,學生,繳納緩役金者;可以免征的有:單丁獨子,身體殘廢者。征兵制滿足了國民政府兵員的大量需求?谷諔馉幈l后,征兵數額日增,軍費出現嚴重困難,官兵待遇極差,同時應征者家庭也會陷入生活困難,因此無人愿意應征。于是,出現鄉、村公所暴力"抓壯丁"服役的現象。抓不到人,就抓其父母關押做人質,抓不到家屬就查封家產。內戰期間,征兵更為猖狂,規定了"三丁抽二",單丁獨子也須應征。

            夫役征集主要是做挑夫,在戰爭期間征用挑運子彈,在平時則挑運攤派谷糧。廣南距離縣城50余里,路途皆為山路,小道崎嶇?h級官員下鄉,要征調民夫抬轎挑行李,沿途遞送。在每一年,須運送一次官租米到縣城,從廣南到縣城,一擔米經山路需十六七天才能運到。

            國家對鄉村社會物質資源的占有權表現在:征糧、征稅。1941年以前,龍勝縣的田賦稅以現金交納,次年,政府對糧田土地進行丈量后,把田賦改為征實(即田賦征實),征收稻谷,勒令每畝繳交稻谷一百斤。為執行田賦征實,鄉設有糧倉管理員一人,倉丁一人,負責辦理征糧事務。政府在鄉村征收的稅,稅目繁多,除了官租田谷和田賦沿用清代舊例征收外,還征收有屠宰稅、酒稅、煙稅、賭稅等等。

            鄉、村公所登記管理戶籍,負責征兵、征糧、征稅,是執行上級行政單位的政令,對上級行政單位負責,而維持社會治安,則更多的是從地方利益考慮。在鄉村,偷盜是一種較常見的破壞社會治安的行為。在鄉、村公所未成立以前,對偷盜者的懲治是,一旦抓到,即時召開群眾大會,由大家當面控訴和審問,若招供不實或抗拒招供,即可用刑逼供,還可以向其房族興師問罪,勒令賠償被盜財物,并要求房族從嚴處治偷盜者。鄉、村公所成立后,抓到盜賊,則由鄉、村公所自行處治。鄉、村公所的暴力職能是對國家權力負責,它的暴力處治對象最主要的往往不是破壞社會治安者,而是另外一些人。在鄉公所的廳堂墻壁上,高掛有縣長發給鄉長的大木板,一面紅,一面黑,上面寫著"專打貽誤戎機者",意思為:紅黑要打違抗征兵、征糧、征稅、征夫的老百姓或村、甲長。

            四、結語

            以上對廣南鄉村社會的探討,更多的是從國家的視角進行切入,鄉村社會基本淹沒在國家的權力框架中。國家—社會的二分敘述框架并不像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史研究那樣從整體出發,強調民間與極權國家的對抗關系,為革命的發生提供合理性的解釋。

            然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并不總是對抗的,現代國家權力在滲透過程中,能夠與鄉村社會的原有傳統特質相融合,并能在此基礎上對其加以改造。民國時期,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的改造,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鄉村社會的傳統特質,但是,它企圖把鄉村社會納入現代的國家政權體系中,卻是一次失敗的嘗試。民國時期的國家權力在鄉村社會中的擴張,由于國家機器本身的能力問題,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與其對鄉村社會的榨取相比較,顯得很為薄弱,正因為這樣,中國革命才由農村而起。

            用國家—社會的二分敘述框架分析少數民族社會,可以避免把少數民族社會看成是封閉靜止的狀態。事實上,少數民族社會從來都是國家的一部分,國家權力或多或少地影響著少數民族社會的各個方面。少數民族社會雖然有其特定的時空場合,但是,在歷史和現實中,它受著來自更大范圍的時空場合的影響。文化或社會不是自在的、同質的,而應當被看作是不斷流動的狀態,是處于既外在于又內在于地方場合的廣闊影響過程之中,保持著一種永恒的、具有歷史敏感性的抵制和兼容狀態。因此,我們應當盡量去避免把某一社會從大時空場合中剝離出來進行著封閉性的靜態社區分析,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在強調國家對社會的影響時,也應注意到來自全球性的強勢權力的影響。參考文獻:

            1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費孝通《鄉土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版。

            3費孝通著,  戴可景譯《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George Marcus   & Dick Cushman   ,  "Ethnographies as tex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2,  轉引自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

            5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

            6龍勝縣志編委會《龍勝縣志》,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年版。

            7龍勝縣政協編《龍勝文史資料》1—8輯。

            8莫濟杰,陳福霖主編《新桂系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費切爾著,王銘銘,藍達居譯《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

            10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閩臺三村五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

            11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

            12王銘銘《走在鄉土上:歷史人類學札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3徐  矛《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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