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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教義學基本問題初探

        2007-09-03 01:22:06 作者:武秀英、焦寶乾 來源:《河北法學》 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法教義學是個文化和地域色彩十分濃厚的用語。法學家諾伊曼曾經分析了法律教義學在德國法文化中的特殊作用。主要由于兩點原因:一是德國的標志,一是歷史的。具體而言,前者幾乎是由于法學在德國對司法施加的獨一無二的影響。這種法學與司法之間的深入對話,只有以闡釋性的法教義學為基礎才為可能。而后者則是歷史法學派的影響。相比之下,在歷史上,以實用主義哲學為基調的美國法學則沒有強大的法教義學傳統?梢哉f,法教義學體現了歐陸法,尤其是德國法文化的重要特征并且成為其必要組成部分。但法教義學的用語在國內法學界并不多見。林來梵和鄭磊在考察法學方法論之概念時,認為它其實可轉換為法律學方法論這一概念。不過,他們也意識到采用法律學方法論之概念在我國法學研究的語境中所要面臨的系列難題,尤其是,在我們的法學概念體系中,迄今仍未完全確立法律學、法教義學這類的概念,因而移植這類概念就成為前提性的條件。鑒于法教義學這一概念在國內的現狀,本文對法教義學幾個基本問題予以考察和研究。

         

            一、關于法教義學語義和譯名的解析

          在德語中,法教義學這個術語出現的頻率很高,人們經常使用它,但卻很少對它進行解釋。而且這個詞也很容易引發人的情感因素。一提起它,許多人會認為它就是保守的老一套,是教條主義。德國法學家魏德士說:它似乎是法學家用來抵制某些新觀點和價值觀的工具,這些新觀點和價值觀向現行法律規范提出了質疑并希望進行修改。因此在有些情形下,法教義學往往被作為是一個對狹義法學的貶義詞,常常用于指不加反省、盲目信賴現行有效法律的一種學問態度。教義學的詞根是dogma!对沼⒚婪ㄔ~典》對dogma的解釋是:(1)教理;教義;教條;信條。在羅馬法中,偶爾用以描述元老院的決議或命令。(2)獨斷之見。還有對dogma的解釋是:指闡釋圣經及其啟示所應嚴守的規則。德語Dogma源于希臘文dogma,從dokeimoi有道理言之成理)而來,dogma意指定理、原理或原則,后來引申為教義或信條!杜=蛘軐W詞典》對dogma的解釋是:一般指的是毫無疑問所持有的一種觀念,具有無需辯護的確定性。在基督教會,指的是由教會所界定的,通過神示予以溝通的觀念。Dogma這個詞在希臘語中具有多種含義,例如確定的觀點、支配、具有約束力的理論規則的意思。這個概念首先在哲學中使用,然后在(基督教)神學中使用。Dogma基本確信、信仰規則的意思,它不是通過理性的證明,而是通過權威的宣言和源自信仰的接受(Akzeptanz)來排除懷疑。

          相應地,Dogmatik就是討論原理原則或教義信條的理論學說。教義學的思考方式最初即源于神學,原本是基督教會關于其信仰原則的研究。正是由于對圣經的解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義出多門、分歧不一,因此主流統治的教會機構,為了使信仰不至走調,就制定了一些解釋圣經與信仰的基本方針,作為神職人員解釋圣經與信徒信仰的根據。由此即產生了神學教義學。據考證,在基督教歷史中最早開始發展一套信仰系統的時期約莫在第2世紀后半,在神學方面主要是為了與當時流傳甚廣的諾斯主義(Gnostizismus)相抗衡。

          在法學領域,長期以來學界對Rechtsdogmatik的譯名并不統一。臺灣學者往往將Rechtsdogmatik譯為法釋義學這樣的用語,這顯然是受到日本學者的譯名影響所致。不過近年來,臺灣越來越多的學者從德文原文及其意涵主張應將其譯為法律信條論。大陸學者對該詞的譯名不同,如舒國建在《法律論證理論》中譯作法教義學。而童世駿在《在事實與規范之間》一書中將其誤譯為法理學法律學說。王世洲不把Dogmatik翻譯為教義學,不僅是因為教義學的說法已經不符合現代德語的標準意思,而且是因為教義的說法與宗教的意思太近,在我們主張無神論的社會背景下,在刑法學中不使用教義的說法,有利于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和爭論。

          本文采取舒國瀅教授的譯法,將Rechtsdogmatik譯為法教義學(而非法律教義學)。這考慮到:其一,在德語中,法與法律是兩個不同的詞。Recht應當譯為而非法律。德語中表示法律教義學的另有其詞:juristiche dogmatik。此外德語中還有個類似的稱呼即教義學法學dogmatische rechtswissenschaft);其二,依顏厥安之見,Rechtsdogmatik原本常譯為法教義學,此乃師法Dogmatik在神學中之意義,但他認為用于法學中就不甚妥當。因此,顏厥安(當然還有其他一些臺灣學者)主張將其譯為法釋義學。其實,這一譯法值得商榷。一方面,這種譯法沒有從dogmatik一詞的本義出發進行翻譯,另一方面,法釋義學之譯名無法區分開與之相近的法律解釋學。固然,法釋義學法律解釋學二者之間意思比較接近,而且實際上也存在一定的聯系,不過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將Rechtsdogmatik譯為法釋義學,顯然無視法律解釋學或者法律詮釋學的存在。由于受到解釋學的深刻影響,日本學者曾將法律學稱之為法律解釋學。川島武宜談到:在法國和英美,法律學并沒有被稱之為法律解釋學。雖然德國通常將法律學稱之為‘Rechtsdogmatik’,而且這一概念與我國的所謂法律解釋學的含義幾乎相同,但并非完全相同。川島武宜同時認為:總之,法律解釋學擁有著決疑論的斷定和對其所做的形而上學的論證這樣一種雙重的結構,就此而言,它與中世紀天主教神學相同,也帶有教義學的屬性。可見,法教義學和法律解釋學有相同之處,但二者并不相同。不過在中文里,因為釋義學一詞往往容易跟詞義相近但又不盡相同的注釋學、解釋學等相混淆。所以在法學上,學者往往將所謂法律解釋學、注釋法學之名稱跟法教義學相混淆。同時亦足見國人對此概念的生疏。

          如上所論,關于Rechtsdogmatik之譯名,當今臺灣不少學者主張將其譯作信條論這一跟教義學意思相近的用語,其實亦可避免上述混淆。臺灣學者陳妙芬認為:雖然中文翻譯法律釋義學比信條論感覺溫和許多,譯者似乎有意經由解釋強調Rechtsdogmatik的客觀性,不過由德國重要法學家的觀點看來,恐怕難以成立。法律信條論也許不是最達意的譯法,但至少比法律釋義學更能明確傳達Dogmatik代表多數法律人共同意見的特性……”其實對Rechtsdogmatik的準確譯法應是法教義學。法教義學之譯名不僅符合Rechtsdogmatik的基本語義,而且更能凸顯出法學自始即與神學一樣屬于獨斷型詮釋學這一品格。

         

            二、法教義學知識及其演變

          依顏厥安之見,一如神學釋義學,法釋義學一開始基本上是信仰的、規定的,而與科學追求客觀理性似乎有相當的不同,因此法學作為一種科學竟然還有法釋義學在其中,不是非常奇怪嗎?而且,如果法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但是在其他的社會科學領域中,從未有任何釋義學的存在,為何獨獨在法學中會有法釋義學呢?這恐怕跟法學的一種重要性質,即保守性有關。從總體上,可以說法學是一門比較保守的學科。法律的基本功能是保持社會秩序和行為規則不變,使之制度化,因此才有所謂的法治或規則的統治。尤其是,在傳統的法學思維中,作為教義學的法學在許多方面是圖解式的,強調法學解釋應與法律意義相符。在這一點上,法學與其他學科有很大的區別。所以,法學理論中更多的是關于法律必須遵守的說教。

          上述對圣經的詮釋態度其實是一種獨斷型詮釋學。獨斷型詮釋學旨在把卓越文獻中早已眾所周知的固定了的意義應用于我們所意欲解決的問題上,即將獨斷的知識內容應用于具體現實問題上。它的前提就是文獻中的意義是早已固定和清楚明了的,無需我們重新加以探究。神學詮釋學和法學詮釋學均為其典型模式。從此意義上,將legal dogmatics譯作法釋義學,也不無道理。法學上的教義學的對象不再是圣經而是法律本身,甚至還包括法律的原理、原則。從歷史上看,法律的權威并不是建立在人們對它的理性研究的態度上,而是借助政治上的強者構建自己的權威。因而傳統法學對法律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種對之深信不疑的基礎上,當有利于傳統的法律觀點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法學家更多地是對這種觀點的詮釋,而鮮有批判精神。在西方法學史上,法教義學在發展當中一開始是以羅馬法這種神圣法律文本為詮釋對象,秉持著上述詮釋態度與方法來研究法律。12世紀的法律科學家如同今天的法律科學家一樣,通常從事的是很晚以后被稱之為法律教條學legal dogmatics)的工作,即系統地闡述法律規則的細節以及它們的相互關聯、它們對于具體類型的情況的適用。這種獨斷型詮釋學并不處于真理標準之下,它所涉及的不是真或假的問題,而是好與壞的問題。這種詮釋學是實踐性的,而非理論性的。到后來由于施萊爾馬赫的努力,神學詮釋學得以躋身一般詮釋學之列,法律詮釋學則一直在一般詮釋學面前遭遇著欲入其門而不得的尷尬。自19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法律學者認為其任務主要在于對法律概念進行邏輯分析,建構法律體系,并且將概念體系運用于司法裁判。由此逐漸形成了以德國概念法學為典型的法學流派,同時亦彰顯出歐陸國家深厚的法教義學研究傳統。

          這一時期的概念法學對法教義學產生了一種較為極端的看法。尤其是溫德愛德(Windscheid)如下說法頗有代表性:他認為法教義學有下列三種主要任務:1)法律概念的加分析;(2)將此一分析綜合而成一體系;(3)運用此一分析結果于司法裁判之論證。按照這一解釋,以教義學為特征的法學研究活動只不過是:對有效法律的描述;串聯法律之概念體系,提供建議以解決法律案件的問題。與此相應的是,在法律解釋問題上,概念法學主張法律文本的規范意旨以立法原意為依歸,在解釋中要盡量消解、排斥法官的主觀性。顯然,這是一種對法律文本的獨斷型詮釋。由于這一緣故,人們往往把19世紀興起的,研究某一特定法律體系或子體系的法律命題語句的實在法理論稱作法教義學。這種法教義學往往跟各個部門法結合在一起。比如在德國刑法學界,一般認為刑法信條學是在李斯特和賓了時代創立的。羅克辛以為:刑法信條學(即刑法教義學——引注)是研究刑法領域中各種法律規定和各種學術觀點的解釋、體系化和進一步發展的學科。其主要任務是便于法學教育和發展刑法理論體系。

          作為給判決作準備的教義學的法學,明顯地不符合經驗主義的含義標準。因為根據邏輯經驗主義的構想,除了實驗科學外,只有作為形式學科的邏輯學和數學,可以要求獲得科學的頭銜。因此,法學的科學性的問題本應解決了。所以,法教義學不是認識性的,而是規范性的,它具有規范建議的特點。規范性在此可被理解為對有約束力的調整之建議,說明或確定(規范一建議、規范一說明和規范一表達的功能)。在那里,對規范性的不同解釋,可能被歸于對法學客體領域的不同設想:如果人們把法學工作理解成給法官的判決作準備的活動,那么,人們就把無爭議且有效的、有疑問的、和無爭議但也沒有效的法律規范之總和——法,確定為法學的客體。這樣,法學的任務既是規范描述的(即在具體規范的有效性和內容無爭議時),也是規范規制的(當它表達了教義學的命題時)。法學遂被理解成法律教義學。

          在西方法學史上,法教義學知識乃是處于不斷演變之中。從總體上,可以說法教義學一開始跟詮釋學有關,到后來跟西方分析實證法學,尤其是概念法學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后者為法教義學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基礎。對法律發展或適用的過程的理解上,這種法教義學乃致力于客觀的認識概念、實體本體論的法概念、概括的意識形態和封閉的法體系的理念。

          后來人們對這種法教義學觀念批判如潮,主要乃著眼于其自以為是的無知。耶林在批判概念法學的過程中產生了另外一種與此相對的極端看法,即認為概念然系的分析在法學論證中完全無用,甚至是有害的。不過,對上述獨斷型詮釋學支配下的法教義學觀念的根本性批判,還是在20世紀哲學上的詮釋學本體論轉折以后。這種詮釋學理論對上述獨斷型詮釋學也提出了若干深刻的批判。加達默爾曾論述到:雖然最近的詮釋學也支持神學一教義學的興趣,但它卻顯然更接近一種法學詮釋學,這種法學詮釋學曾非常獨斷地認為自己就是去實施由法律固定下來的法制。然而問題恰好在于,如果在制訂法律的過程中忽視了解釋法律時的探究因素,并認為法學詮釋學的本質僅僅在于把個別案例歸人一般法律,這是否就是對法學詮釋學的誤解。在法學領域,當今西方法學界對傳統法律方法的批判,從哲學詮釋學層面上就是本體論對方法論的批判和顛覆,從而在新的哲學基礎上建構本體論上的法律解釋理論。如德國法學家拉倫茨在以法學方法論之名討論法律解釋問題時,其所謂法學方法論卻頗不同于法教義學在科學傳統影響下的方法論概念,而更多地使用了哲學詮釋學(尤其是加達默爾)的知識資源。

          在上述詮釋學轉向的背景下,詮釋學的實踐品格凸顯出來。自古以來,就存在一種神學的詮釋學和一種法學的詮釋學,這兩種詮釋學與其說具有科學理論的性質,毋寧說它們更適應于那些具有科學教養的法官或牧師的實踐活動,并且是為這種活動服務的。因此,詮釋學問題從其歷史起源開始就超出了現代科學方法論概念所設置的界限。在此加達默爾首先就明確了詮釋學并非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理論,而是一種實踐理論或者說實踐哲學。作為詮釋學的實踐哲學首先即要恢復被近代哲學所消解了的實踐理性在實踐領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法教義學相關研究中,實踐性是一種被認為的普遍性標準。它應該具有某種實踐結果;蛘哒f,應該具有實踐性效力。法教義學的任務在此被理解為實踐性的。

          在考察亞里士多德實踐智慧(Phronesis)的基礎上,芬蘭法學家Niemi認為法律的實踐性與語境性迫使我們采取一種非傳統的法理學觀念。依此觀念,法教義學就不再是對法律的描述,而毋寧說是一種論證技術,從不同類型論據到結論所采取的步驟的技術。法教義學的目的是提供用于不同情景的有效的與有用的論據。川島武宜也指出教義學的法律學是為了向大眾確認法律或裁判具有合理理由的說服技術,它教會立法者或解說家就有關新法律向法律實分家和大眾進行解說時的方法,以及它給裁判官提供在作出裁判時的說服技術,即如何主張基于既存法律或判例的裁判有其正當性的技術。在阿爾尼奧、阿列克西和佩策尼克那篇著名的《法律論證的基礎》文中,他們認為,理性地達致可接受性是法教義學的規定性原則。并且由此提出一個重要命題:具有最強的理性可接受性的解釋,才具有最強的社會相關性。因此,法教義學應該設法為其規范主張獲得更大的可接受性,但這種可接受性之獲得必須考慮到理性論證的原則。

          法教義學在解釋現行法時,應當具備理性的說服力(rational uberzeugungskraft)。在合意理論看來,法學的真理要求,不再去說明那個在認識論上有疑問的觀念:只存在一個預設的惟一正確的決定,而是表達出要有令人信服的證立之要求。合意理論把注意力轉向作為論證性學科的法學之特點:法學之理性在于它的論證之理性,或具體說,在于依據理性論證的標準去考察法律論證的可能性。于是,法學的科學理論遂匯入法律論證理論之河。另一方面,以論證為旨趣的法教義學知識也應擺脫傳統法教義學觀念的約束。如臺灣學者王立達所論:基于前揭法學研究中之定位,法釋義學未來實應揮別概念法學的扭影,不再自限于法律效力之偏狹面向,并且明白承認法效力與法規范論述的多樣性,致力于發展足以統會道德的(moralishe)、倫理的(ethische)、政治八政策的(politische)、實用的(pragmatische)等多層面規范論述的研究架構。

          總之,在當今哲學社會思想背景下,人們對法教義學的理解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尤其是,在法律論證理論這一新的法律方法論的視域中,法教義學之作為傳統獨斷解釋學的那種知識品格與印象日趨淡化,而具有了開放性、實踐性,并因此不斷趨近于現實社會生活。然而,法教義學在法學知識體系中究竟居于何種地位,其與法理學、法哲學等又是何種關系,以下將對此予以探討。

         

            三、法教義學之界定及其在法學知識體系中的地位

          康德關于教義學的說法是:純粹理性依照已定好的方式推展,而不對純粹理性的能力本身進行批判。在康德春來,法教義學是對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純粹理性的獨斷過程。教義學者從某些未加檢驗就被當作真實的、先予的前提出發。法教義學不問法究竟是什么?法律認識在何種情況下、在何種范圍中、以何種方式存在。法教義學的重要一點即在于:它只在體系內批判現行法,而并不探討現行法體系(如民法體系)的有效性與否的問題。學者Creifelds亦認為法教義學指的是關于有效法律的理論。它并非關于理念或經驗的學說,而是不脫離實證法研究的一個理論領域。因而也對法律實務有直接影響。舒國瀅以為,法教義學,又稱為教義學法學,是研究某一特定法律體系或子體系(法律語句命題系統)的實在法理論;蛘哒f,它是一門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的自成體系的基礎學問,一門以科學的趣味來構建的法律學問。臺灣學者王立達認為對法教義學的定義雖然缺乏統一的見解,但一般認為系指針對特定之法領域,依照現行有效的法律規范與個案裁判,闡明其規范內涵,并且整理歸納出原理原則,以方便法律適用、法律續造甚或法律改革的一種學問。因此,我國臺灣學者一般將諸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基礎知識的取得與研究,歸屬于法教義學的范圍。而將其跟法理學、法史學、法社會學等學科相并列。如吳從周即認為,法釋義學(即法教義學——引注)一般指民法、刑法、憲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具有成文法典與具體條文的個別學科——是研究有關現行實證法的規范意義之學科。它是以現有的法體系為真實作為前提,就現有的狀況來進行思考。當然,這不意指法律教義學必然誘使無批判,但即使它是在批判,如對法律規范進行批判性審視,也總是在系統內部論證,并不觸及現存的體制。

          阿爾尼奧認為,在一般用法上,法學研究指的是至少四種不同的科學行為。我們可以區分為歷史法學、法社會學、比較法學和法教義學。其中至少兩種是緊密相關的。區別在于行為客體的不同:比較法學表述、分析和解釋在他國中法律規范的效力,法教義學注重特定的法律序列。法社會學在法律的譜系中有特殊的位置。它不特別地注重法律規范效力的解釋,相反,它關注法治社會中特定的規則性,例如關于人們的行為,或者法律規范的社會效果等。法社會學運用特殊的研究方法(經驗的,數據分析等等)。這就意味著法教義學與法社會學之間有著明顯的界分。從我們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法社會學與法教義學的區別是重點。法教義學是典型的解釋性法學分支。它運用法社會學提供的事實,但是解釋本身不是經驗性的。

          法教義學的研究至少涉及三個不同的向度(領域),即描述一經驗向度、邏輯一分析向度和規范一實踐向度,而這三個向度又分屬于法社會學、法律理論(Rechtstheorie)和法哲學的三個研究方向。也許是因為法律教義學介于這三個向度之間而沒有明確的邊界,所以盡管德國的法學家經常在自己的論著中使用法律教義學的概念、方法和理論,但它至今尚未成為一門專業的法學課程。

          1.法教義學與法哲學、法理學

          如德國刑法學家認為,除刑法史以外,與刑法教義學最有聯系的要數法哲學(Rechtsphilosophie)。法哲學將刑法教義學從實證主義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其實,不僅在刑法學領域,而且在整個法學領域,法教義學跟法哲學之間都存在重要的區別和聯系。傳統上,德國法學上所稱的法哲學或法律哲學,其研究的中心課題是:什么是正當的法?正義如何認識?故法哲學是探討法律應該是什么而非實然法。法哲學致力于建立一種標準,根據該標準,教義學家們可以判斷,現行法律規范是否與社會秩序的自然情況和社會倫理主導價值觀相吻合,如何解釋或者以何等方式進行變革。如上所論,法教義學乃著眼于實在法或者特定的法律體系?梢哉f,法哲學與法教義學的區別在于研究對象的不同。法教義學所研究的是具體表現為部門法的實在法規范,而法哲學研究的是更為廣泛的法本身。另外從研究方法上,傳統上一般認為,法教義學所持的是一種價值中立的立場。如德國法學家埃塞爾認為,法教義學是一種價值中立的概念工作;他認為教義學的角色在于;使個別領域上的正義的問題,在法律上可以操作。不過在拉倫茨看來,埃塞爾所描繪的教義學形象,顯然是以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對教義學工作的基本想法為準據。

          而法哲學作為一種研究超越國家實在法的學問,往往需要進行價值批判。當然,法教義學并非全然毫無批判與反省,但這種批判與反省原則上是內于體系的。對此考夫曼指出:在法律信條論的范圍內這種態度是完全正常的,只有當它將超體系導向法律哲學之非信條論思考方式認為是不必要,純理論或甚至認為不科學且不理性的而拒絕時,法律信條論才會變得可疑。可以說,當今人們對法教義學價值中立觀念的看法已經發生了某種微秒的變化。如拉倫茨即認為法教義學中包含著評價性問題,因而在法適用領域中之價值導向思考之外,專門論及法教義學領域中的價值導向思想。

          因此,有些臺灣地區的學者針對學界在法釋義學方面的研究較為昌盛,而對法理學或者法哲學較疏離與漠不關心這種現象指出:如果一國之法律人普遍缺乏法理學層次之反省與思考,則該國之法文明長期而言必將淪為法律文字之不規律操弄。

          法教義學包含了如下相互關聯的理論訴求:

         。1)分析此個案,勾畫各種可能性,展示對某一成文法的可能解釋。

         。2)由一般學說所提供的各種抽象原則(如合同法上的充分因果關系學說)下的法律的體系化。

         。3)法理學隨著各種規范性后果的所得到的發展,這些規范性后果如成文法解釋的各種學說、法律內部體系的學說、法律淵源學說。

         。4)道德哲學學說的發展,如充分因果關系學說背后的關于正義的哲學。

         。5)法理學和道德哲學背后的基本哲學立場的闡明。

          這些不同的訴求旨在達到一種連貫的整體。法教義學當中所描述的法律體系不僅應該內部連貫,而且應該跟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相協調。結果是,把法律描述為連貫的整體必然就是,從法律作為慣習或者制度而言,它是描述性的;從法律在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背景下而言,它是評價性的。

          作為跟法教義學聯系甚密的法律方法論,同樣亦不僅僅是單純的方法問題,而且跟法的本體論這一法哲學層面上的問題存在關聯。如恩吉施所論:制定法與法的問題日益成為法律方法論的關鍵問題。但現在提出的問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運用特殊的法律方法,一旦我們在這樣做時,在多大程度上陷入法哲學問題領域。同樣在討論論點學時,恩吉施認為已到了法律的思維必須尋求聯通法哲學的地步。所有對論點學感興趣的作者們,當他們已經不認為純詮釋學的工作程序如解釋,類比,反向論證作為論點……都強調,這關涉到正義,公道,合目的性,理性,共同意識,道德律法,事情的本質,可能還有政治的意識形態,它們充斥著論點學論證的武器庫。

          與法哲學相近的還有法理學一詞。眾所周知,法理學原系日本學者穗積陳重創始之用語,實際上跟法哲學一詞相當。國內學者一般也將二者作等同觀。鑒于國內和臺灣學者往往將法哲學跟法理學相等同,所以下文關于法理學與法教義學之關系的探討,大體上相當于如上法哲學與法教義學關系的延伸。在法釋義學與法理學的關聯上,一般認為法理學系以法釋義學為研究對象的后設理論(Meta-theorie der Rechtsdogmatik)。它研究的對象是法釋義學的方法,或者說法理學的思考是一種對法釋義學的后設思考(Meta-dogmatisches Denken)。在此Meta也可譯為形而上,實即跳到法教義學之外的另外一個層次。因此考夫曼認為,不同于教義學,哲學必須采取超越體制的立場。哲學與教義學不是多與少、重要與不重要,而是不同種類的關系,因此,不能以一方取代另一方。針對長期以來臺灣學界法理學與民法(教義)學分道揚鑣、不相關切日愈嚴重的現象,吳從周認為,臺灣民法第1條具有銜接民法教義學與法理學(法哲學)此二學科之接駁功能。法釋義學與法理學沒有誰較重要或較不重要的關系,也沒有誰可以取代對方的問題。法理學當然不能取代法釋義學(Rechtsdogmatik),但是法教義學的先驅開拓,卻絕少不了法理學意義與理論的內在支援。此中的關鍵在于,法學負有透過法律體制之運作,將社群中基本價值理念與該社會真實動態結構辯證開展之使命。為了不至于法教義學淪為概念法學那樣,以抽象僵硬的概念體系毫無批判反思的服務于實在法的秩序,應當引入具有價值導向的思考。為合理規范新的法律問題,適應社會需要及實踐正義,須經常反省、修正或突破既有概念體系,使法釋義學有助于在實踐理性與道德領域里,從事法之發現。學者黃建輝也談到:“……目前的法教義學乃至實務操作上,均仍受價值導向思考的影響。

          2.法教義學和法理論(Richtstheorie

          法教義學跟法理論之間的關系如何?也是長期以來困惑德國法學家的一個問題。Richtstheorie這門特定的學科則源于70年代初以來德國學界圍繞法哲學與法理論分合之辨析。從另一方面,法理論這一學科也并不是那么新,因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般法的學說Allgemeine Rechtslehre)就跟今天所說的法律理論雖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極為相似。不過,對于法理論與法哲學的區分,既便在德國學界也不很明確。在過去的30、40年間,法哲學中的一些特殊主題被分離出來,而被放到法理論中來討論:如法律規范理論、法律論證理論、法律判決理論、以及法律方法論、法律語義學、法律詮釋學、法律詞序學、法律修辭學、純粹法學、法律的科學理論、系統理論、分析法學理論、法律語言理論和立法理論等?梢哉f,法理論的討論范圍也是具體的法律秩序。這一點跟法教義學比較相似。如哈貝馬斯所論:像法理學(Rechtsdogmatik——此系誤譯,應為法教義學)一樣,法律理論(即此處的法理論)也賦予法官的視角以特別地位。法律理論區別于法理學的地方在于它要形成一個關于整個法律秩序的理論。除了司法專家的角色之外,它也把政治立法者、行政者和法律共同體成員(不僅作為公民而且作為當事人)的角色包括進來,因此將其他參與者的視角考慮在內。

          在德國法學家Dreier看來,信條論處理的對象可以是個別規范、規范要素、規范復合體、規范的連系以及規范和事實之間的關系。Dreier的定義,我們可以將法教義學界定為狹義的法律規范科學(Rechtswissenschaft im engeren Sinn)。但這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尚有賴于一般法律理論的力量,法學才有進一步反省與批判實證法體系的能力。

          另外,法教義學之不足還可以借助其他學科知識予以補充。如法律社會學家Rehbinder認為社會科學引進法律信條論有三種途徑,將社會科學帶進法律信條論的領域,無論就理論模式或社會事實態樣而言,都是可能的。這種情形主要出現在三個地方:概括條款和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具體化、發現法律漏洞時的法律創造、以及目的論的解釋。傳統上法律解釋與法律適用的學問并非是法教義學可以壟斷的。而法教義學只有跟其他社會科學進行對話與交流,才能以社會科學的觀察和理解來促進法學知識的完善。

          3.法教義學與法律解釋學

          僅就法教義學跟法律解釋學而言,二者存在若干一致或者相似的地方。首先,法教義學和法律解釋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存在某種一致或者重合。所謂獨斷的法律解釋學,在法學上,往往亦被稱為法律教義學。相應地,經常被視為與實證民法學同義的民法解釋學,其實也即是獨斷解釋學意義上的民法教義學。這恐怕也是人們往往將它們等同觀之的重要理由(另外這兩個用語本身即詞義相近)。其次,從研究對象看,二者也存在相似之處,即它們均甚注重對某國某時期法律體系(實在法)的研究。最后,從研究方法上,跟其他社會科學不同,二者都不是把法作為社會現象進行客觀的考察,而是把法作為維持現實社會生活秩序的規范進行研究,均力求使法律規范能夠得到公正恰當的適用。因而法教義學和法律解釋學都具有鮮明的實用科學和技術科學之特征,具有突出的實踐性品格。當然,二者同樣也不能離開法史學、法社會學、心理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輔助。

          另一方面,法教義學和法律解釋學畢竟不同,切不可將其簡單等同。在西方法學上,法律解釋學歷史悠久,以致有人將狹義上的法學看作就是法律解釋學。“……幾乎有2000年歷史的法學只是處于所謂法解釋學的史前階段,真正意義上的法解釋學直到近代才開始形成。法律解釋學在發展過程中先后受到自然法學、概念法學等法學流派的影響。相比之下,在發展過程中,法教義學似乎是個地域文化色彩更為濃厚的一種學問,這尤其適合于以德國為主的歐陸法系國家。而且跟法律解釋學相比,法教義學其實并非一門學科,亦非一門專業的法學課程。從研究對象看,跟法律解釋學相比,法教義學似更側重以實在法為對象。如臺灣學者王立達所論:目前可見之法釋義學理論論述,其思想源頭、推論前提與價值判斷標準,事實上未必僅限于現行實證法規定一端。然而迄今法釋義學對于實證法規范以外的價值思維來源,其重視程度仍舊不足。可見,由于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人們在法教義學對象問題上的看法一時很難改變。但是,基于上述當今法教義學在研究對象上的某種變化,以及關于法教義學研究取向(approach)和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的區分,王立達進一步從方法論的高度重新對法教義學進行了反省。尤其是隨著法律論證理論的興起和發展,法教義學的知識屬性和學科定位也在發生某種變化(如上文所論)。同樣,20世紀后半期以來隨著哲學解釋學的本體論轉向,法律解釋學亦發生了一些變化?梢哉f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法教義學跟法律解釋學二者本身均在經歷重要的變化。這也使得其關系變得更為密切,二者共同致力于具有實踐理性品格的法學知識。

          

          【作者介紹】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副教授,法學碩士,研究方向:法理學;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研究方向:法理學。

         

            注釋與參考文獻  

         

            參見林來梵、鄭磊著:《法律學方法論辯說》,載于《法學》2004年第3期。法教義學跟法律方法論關系甚密,如陳興良即主張在方法論的意義上使用刑法教義學這一概念。刑法學如欲成為一門科學,必須推進刑法教義學方法論的研究。參見陳興良:《刑法教義學方法論》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2期。

          臺灣學者吳從周即贊同此譯名,對此譯名的說明,可參見吳從周著:《論民法第一條之法理”——最高法院相關民事判決判例綜合整理分析》,載《東吳大學法律學報》第15卷第2期,第29頁。主張澤為法律信條論者,另外還可參見(德國)亞圖·考夫曼著:《法律哲學》,劉幸義等譯,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二章:法律哲學、法律理論、法律信條論;陳妙芬著:《Rechtsdogmatik——法律釋義學,還是法律信條論?》,載《月旦法學雜志》第58期,20003)。

          這種混淆和誤用,可參見葛供義:《法與實踐理性》,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頁以下;何勤華:《20世紀日本法學》,商務日書館2004年版,第69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后文在援引臺灣學者文獻時,其原文中的法釋義學其實應為法教義學。

          參見(美國)哈羅德·J·伯爾曼著:《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頁。在歐陸法當中,與legal dogmatics相近的還有德語詞rechtsdogmatikrechtswissenschaft、法語詞scientia iuris。另外一個跟法教義學相關的詞是legal doctrinedoctrine of law(意思是法律學說、法律原則、法律原理)。它包括了一些專業性的法學論著,其任務是對現行有效法律予以系統化和解釋。參見Aleksander Peczenik,A theory of legal doctrine,in Ratio Juris,Vol.14 No1,March 200175105)。

          參見(德國)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著:《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頁。西方法學家區別了實在法(de lege lata)的認知性探究和對立法者的正當性規誡(de lege ferends),盡管這個區分亦并非截然分明。Aleksander Peczenik and Jaap Hage,Legal knowledge about what?in Ratio Juris,Vol13 No3 september20003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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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河北法學》2006年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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